2017年的时候，党的十九大报告就专门提出过这个问题，叫幼有所育，其实就把育幼工作跟保育工作作为民生建设的重点目标进行推进了，其实出了很多国家扶持政策。

到了2019年3月的时候，政府报告当中就明确指出了，针对实施全面，所谓的我们放开计划生育以后的一些新情况，重点就是要加快多种形式的婴幼儿这样的一个照顾和养育制度服务等等，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建设，其实有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文件出来，来支持社会化抚养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当然了可能我们讲社会化抚养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概念仍然太大了一些，其实我们讲更简单一些，就讲的更初级一些，首先落实的是一个保育制度，尤其是托儿所制度。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很现实的。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女性在找工作当中最大的一个劣势是什么？在座可能听众当中有好多是女同志，提供一点未来求职的这样的一个，尤其是你去私营企业求职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你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去强调，我近些年没有生育计划，否则一定，你肯定首先优先被淘汰的是你，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从社会价值观上来讲，完善和优化我们的保育制度，托儿所制度，那么我们说的更大一点，社会化抚养。这些东西第一是有利于妇女解放的，这个是毫无疑问，在价值观上有利于妇女解放。

那么我们再讲人口结构的问题，它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过去这样一个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时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但是今天随着养老保险和退休金制度的这样一个完善，其实生育的意愿是缺乏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竞争，我们讲资本主义竞争的状态之下，你更加逼得大家缺乏生育意愿。

那么我们再说更大一些的问题，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和留守儿童这些问题，所以社会化抚养这个问题本身的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重点不是说我们要不要社会化抚养，而是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呢最初在我们这地方，在中国引入进来的时候，最早是在基督教会的育婴堂，但实际上这个背后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出现。

我记得我以前在读魏源的《海国图志》的时候，发现魏源他传播谣言，讲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谣言，他说天主堂为什么那么喜欢抚养这些所谓的婴幼儿呢，因为中国人的眼睛可以炼银，炼银子炼白银，而西洋人的眼睛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说他们特别喜欢把小孩弄过去养，你看像魏源这个，所谓我们叫开眼看世界的人，居然也会传播这样的谣言，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呢？

因为确实当时的整个基督教堂的婴幼儿，育婴堂的疾病的传播率和死亡率非常高，你送到育婴堂，进去养了以后死掉了，然后我偷偷把他埋掉了，又被人看到了，各种谣言肯定就起来了呀，对不对？这是最初的一个阶段。

那到后来呢，这个东西成为了一个比较正面化的宣传，最初是谁呢，恰恰是我们讲，著名的公养学祖师康有为，他在《大同书》里面就专门设想过，所谓我们叫，类似于社会化抚养的这个东西，保育制度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在建国以后，在50年代后期，曾经毛主席专门讨论过这本书的，因为康有为在《大同书》当中就设想过社会化抚养的问题，消灭家庭私有制的问题，那么当它正式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在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当中传播，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情，一个直接的来源影响就是苏联。

苏联成立以后，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它的保育制度和托儿所制度，是当时世界上进步最快，也是最发达的，迅速之间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时我们把它作为先进思想接受进来，是192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妇女要解放，那么首先我就要她从家庭当中脱离出来，你脱离出来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孩子幼有所养的问题，我要把它解决掉去。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到了建国以后，它才铺开成为一个系统的实践，局部的实践民国时期就有了，建国以后才有大量的实践。

过去的它的整个保育托儿制度，我们讲大一点社会化抚养，它是依托于单位体制的，尤其是在某一个时期，哪个时期我们都知道，依托于人民公社和城市经济工业经济管理权的下放，那么当时实际上发展的是最快的时期，50年代末期，发展的是最快的。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作为整个抬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他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有好多现实的教训，这现实的教训促使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第二代领导人重新去提说，所谓的要重视家庭，让妇女重视家庭，让孩子回归家庭等等，要重视这些问题，促使他去谈这个问题。

那么它有好多现实的教育，其实有些教育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能理解，而且到今天为止仍然存在的。

就比方说我的孩子，如果说假设我的孩子如果调皮捣蛋，那么我自己孩子我肯定很有耐心，我会去认真教育他，如果让我去管一群其他孩子呢，他调不调皮，那种刺头调皮捣蛋，我恨不得扇他一巴掌，直接把他拎出来，对吧？教训他一顿，省得让你调皮捣蛋。

所以说当时在农村合作社去落实，我们讲的所谓叫社会化抚养，或者我们讲它的初级阶段，它的保育制度、托儿制度的时候，当时农民是不干的，他的抵触情绪是比较大的，他会觉得这孩子还不如我自己带，交给别人带我也不放心。

因为对农民来讲，他不像工厂工人一样，我需要有一个劳动时间解放出来这个问题，对于农民来讲，农闲时间跟农忙时间是固定的，其实你在农忙时间，带孩子的时间他是有的，所以他的抵触情绪是很大的，还不如我自己带呢。

还有一个是成本问题，就是我的单位集体，我要去管这样的一个托儿和保育这个问题，那么钱怎么来，钱谁出？

那么两种方案，无非就是，一个方案呢我的企业也好，我的农村合作社也好，到后来人民公社也好，我的参与各户我直接贴钱进去，还有一个呢，直接就是人民公社一起养，或者生产队一起养，这样的一个问题，成本问题。

那么其实变相的，最后还是摊到农民头上，农民会更觉得，那真不如我自己带好了。因为本来我也不忙对不对？你跟工厂企业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尽管说托儿所在矿工企业甚至街道办，它也会有一些问题，跟农村合作社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等下再提，但是整体而言矿工企业还是比较支持托儿所制度，但农民其实并没有那么支持，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情况到今天为止也有，只是今天一下子就在网上曝光出来了，在当时来讲，大家可能不知道，可能比方说我在管理过程当中，首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矿工企业我办托儿所，办幼儿园，那么它的整个，我的管理人员从哪里来的问题

当时好多人就是说，企业它普遍采用的方式，我们大家过过那个年代都知道，其实就是说我的领导干部的亲属，或者说我甚至于职工的哪些亲属，我的劳动能力不行的人，我没有办法从事一线生产的人，我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你去管托儿所，往往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托儿所他的管理人员反而在整个企业或者整个单位集体内部，往往它是一个相对而言受到歧视，或者地位比较低的工作，觉得你干不了一线生产工作了，你去管管小孩，对吧？

而大家其实不愿意去干的，觉得那是婆婆妈妈的事情，不愿意去干的，所以整个管理水平更低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当时的物质条件比较落后，卫生条件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它的整个消毒存在问题，因为好多东西是公用的，一个小孩得了红眼病，然后一群小孩都得了红眼病，这传染病传播的很快，所以说当年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面说，这个天主教堂为什么喜欢育婴堂，还会有很多谣言，取中国人眼睛练银这些谣言，私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条件，它的卫生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到后来的城市，包括农村到建国以后，托儿所当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传染病很快，一下死一批，可能一个食物当中有一个什么问题，一吃大家全感染了，死一批，然后死一批偷偷埋的时候，你这个谣言就起来了，就这也是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更根本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来讲更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搞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化抚养，搞保育制度、保育政策、搞托儿制度，它依托于这样的一个单位体制，而过去单位体制，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在一个人口低流动的状况之下，我从出生到死亡，其实我始终是在单位集体内部的，他的人员是比较固定的情况之下，我搞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做得下去的。

那么在今天人口流动这样频繁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么我们整个原来可以依托于集体解决的问题，现在全部要到国家来解决，而国家的管理能力，它的细化程度实际上是很难做到那么大的，因为国家太高了，离我们其实毕竟它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其实我们更需要讨论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第一，社会化抚养在新的条件之下，它的现实性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去落实它。

第二点就是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社会化抚养当中有哪些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怎么总结。

就是我们深入讨论社会化抚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重视到过去我们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在新条件新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条件之下，跟过去有哪些变化，这样我们对社会化抚养的谈论和研究才会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