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新 凃坤鹏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会议将人口高质量发展归纳为“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是迈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 生育率是决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提振生育率是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的核心任务。生育、死亡、迁移是人口科学研究的三个核心变量。死亡是刚性变量，死亡率下降引发平均预期寿命延长，长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和追求的目标，长寿化也是顺应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迁移是调节变量，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可以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人口空间腾挪，通过国内迁移和流动有序布局人口。但是，国内迁移流动不会改变国家层面的人口状况，而国际移民对我国人口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生育是弹性变量，由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自主决定。 比较之下，生育是实现“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唯一手段，也是促进“素质优良”“分布合理”的基础保障。把生育作为缓解人口问题的核心，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运用整体性思维健全符合中国国情、覆盖面更广、时效更长、全方位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人口治理的重中之重。 提振生育率是艰巨且长期的任务。国际经验表明，提升生育率水平是一个慢变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既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战略、规划和行动准备，也要有信心、决心、恒心和耐心。第一，生育是未来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变动的决定性因素。生育基数缩减、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婚育年龄推迟、单身不孕增多、经济社会发展等内生性因素，均指向持续、持久的低生育率水平，让生育率回升注定面临挑战。第二，婚姻嬗变，家庭小型化和简约化，传统的家庭基本功能和家庭发展的人口基础动摇，促使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体系建设任重道远，这也直接影响生育率。第三，婚姻家庭多元化和多样化，例如失婚、不婚、入赘、两头婚，单身、丁克、同居等，挑战家庭的稳定性，挑战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挑战家庭养老等功能。第四，非婚生育合法化等新问题的讨论活跃，关涉辅助生殖技术、冻卵、代孕等的技术、法律、伦理问题，十分复杂。所有这些新现象都在呼唤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创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是出台《措施》的宗旨。 《措施》实施带来三方面积极影响。首先，整合生育支持措施，构建生育支持体系。2021年5月，中央出台“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及提出积极生育政策和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至今的几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从政策保障、经济激励、时间支持、技术支撑、优质服务、人文关怀、环境友好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措施。但是，措施碎片化、政策执行力度差异化等现象依旧存在。为此，《措施》要求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部门协同，深化改革创新，强调从生育保险、生育休假、生育津贴、生殖健康等方面完善生育服务支持和激励机制。 其次，把握发展观念转变，协调“人口—家庭”发展需求。传统观念将“家庭”发展视为核心，认为生育是促进家庭幸福的基本行为。而现在家庭已经简约到了极致，传统家庭功能和发展能力的人口学根基已经弱化，人们更重视分析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为协调“人口—家庭”发展需求，《措施》强调利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构建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从提高儿童医疗服务水平、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和支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住房支持、强化职工权益保障等方面，强化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和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最后，倡导积极生育观念，构建生育友好社会。针对某些现有观念对生育行为的消极引导，《措施》倡导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加强社会宣传倡导、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宣传教育专项行动，加强人口国情国策教育，将相关内容融入中小学、本专科教育，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作者分别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