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富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2001年末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幅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发挥了巨大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签署并实施全球最大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设立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了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并把“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第一项内容进行部署，明确要求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自主开放、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等。

开放与改革从来都是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新时代的改革是更加全面系统的深层次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改革呈现出层次与内涵的历史递进和深化升华。新时代对外开放聚焦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向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应把握深层次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的内在统一，以深层次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更好构建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开放格局。

深层次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在理论层面辩证统一。通过改革，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安排，将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具有强大引力场的开放型制度体系，不断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国际空间、扩大生产要素配置范围，也使我们必须面对多种国际通行的制度规则和惯例，这就为深层次改革提供了外在动力。越是开放，改革动力就越强。

深层次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在制度层面有机转化。制度型开放为深层次改革提供强大动力，推动国内加快建设与国际先进水平衔接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深层次改革为制度型开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聚焦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等体制改革，消除因标准差异形成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技术壁垒，有效破除阻碍公平与效率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利于更好建设顺应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趋势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制度型开放到什么水平，取决于深层次改革到什么程度。

深层次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在治理层面内外联动。对内，紧紧围绕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制度保障。对外，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同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深层次改革推动制度型开放，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鼓励先行先试，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实现制度型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始终从我国实际和国情出发，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取得制度型开放新成效。

(作者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 人民日报 》( 2024年10月29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