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院：惩治洗钱行为可加大贪腐犯罪的成本，发挥刑罚震慑作用
洗钱行为降低了贪污腐败的犯罪成本，使贪官没了后顾之忧。12月20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打击治理洗钱犯罪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澎湃新闻注意到，典型案例包括金融犯罪领域上游犯罪与自洗犯罪并罚、贪污贿赂犯罪被告人自洗钱、为上游犯罪被告人的近亲属洗钱、为贷款诈骗犯罪被告人洗钱等类型。有案例显示，有国家工作人员为隐瞒其收受贿赂钱款，要求其养发馆员工接收钱款，将财产转换为现金。
贪污犯指使他人接收贿赂款，法院对其数罪并罚
案情显示，2018年至2021年期间，杨某利用其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多次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巨额费用。2021年3月至6月间，杨某为掩饰、隐瞒其收受他人贿赂钱款的来源和性质，要求其开办的养发馆员工房某提供名下的工商银行卡接收钱款，后杨某通过ATM机取现方式支取人民币1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
法院认为，杨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杨某为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将财产转换为现金，其行为已构成洗钱罪，应依法对其数罪并罚。
“本案系贪污犯罪上游犯罪人自洗钱的典型案件。”法院在阐释案件典型意义中指出，杨某作为受贿人，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指使他人提供名下的银行卡账户接收贿赂款，且后续自行取现，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洗钱方式，该自洗钱行为应当与受贿行为系两个不同的行为，应予数罪并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性质决定了腐败行为和洗钱行为的关系极其密切，洗钱已成为腐败行为的继续和延伸。
法院表示，“贪官”基于身份、职业等约束，收受的贿赂无法正常使用，需要他人帮助转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将“黑钱、脏钱”洗白。洗钱行为降低了贪污腐败的犯罪成本，使“贪官”没有了后顾之忧，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犯罪，同时增加了贪污腐败案件的查办难度。对洗钱行为进行惩治，加大腐败犯罪的成本，充分发挥刑罚震慑作用，有助于全链条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
北京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玲玲表示，北京法院将依法严惩洗钱犯罪，持续加大惩治力度，对协助上游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性质的行为，同时符合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审理上游犯罪案件时，发现遗漏洗钱犯罪情形的，建议检察机关补充起诉或者追加起诉；依法追缴洗钱行为人的违法所得，不让任何人从犯罪行为中获取经济利益；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形成全链条打击的严惩态势。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中贪贿占50%，涉案金额高则达上亿
前述白皮书显示，2021年以来（截至2023年10月31日），北京法院共审结一审洗钱罪案件40件44人，其中自洗钱案8件，他洗钱案32件，审结二审案件1件。其中2021年审结13件，2022年审结12件，2023年前10个月审结15件，案件数量虽稳中有升、但总体偏低，与庞大的上游犯罪数量形成明显反差。被告人年轻化、职业化、专业化突出，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6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6成，其中一例上游犯罪为贪污贿赂案件的洗钱行为人文化程度为博士，半数以上洗钱行为人系国企、公司高管或员工，12起案件涉案公司为投资相关业务公司及科技公司，无业人员比例占1/4左右，8起9人有犯罪前科。
白皮书指出，洗钱罪案件的上游犯罪类型以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为主，其中贪污贿赂犯罪占50%、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占27.5%，其他上游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涉案金额跨度非常大，低则不足万元，高则达上亿元。多发于为亲友洗钱，行为类型相对集中，以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账方式转移资金、代持违法所得并以投资理财的方式协助转移、转换获利等行为最为常见。自洗钱被告人主要以使用他人资金账户接收赃款并取现（将资产转化为现金），或通过转账等方式转移资金，以及用于个人消费等。
从刑罚结果来看，洗钱罪被告人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刑期主要集中于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罚金刑力度大，40起案件共计判处4685.7万元罚金，罚金最高3100万元；认罪认罚比例高，有33起案件37人认罪认罚。
白皮书还显示，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创新，犯罪分子洗钱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智能化，衍生出诸如专业网络“跑分”支付平台、证券交易、互联网交易等新型洗钱方式，使得洗钱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增加了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资金来源、性质、去向进行有效追踪和识别的难度，客观上加大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
与此同时，随着洗钱犯罪数额的增大，也为上游犯罪活动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助长更大规模和更严重的犯罪活动，既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依法查处和追赃挽损，也危及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