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20年3月以来，美联储作出了历史性的调整，取消了对大多数存款机构的准备金要求，这一决策旨在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并提升银行系统的整体灵活性，以更有效地应对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政策变动虽然增强了银行资金的可用性，但同时也要求银行必须采用其他机制来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包括更精细的资产负债匹配和增强流动性缓冲。在量化宽松（QE）期间，银行准备金分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贷款行为，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研究显示，流动性更为紧张的银行的贷款增长并未随着流动性的改善而明显增加。因此，准备金分布的不均衡可能加剧银行贷款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在全球经济面临众多挑战和不稳定因素的当下，中国银行业在保证流动性充足的同时，亦需优化贷款结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准备金持有和银行贷款

【摘要】 银行将流动性转化为贷款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面临的各种监管限制。本文研究了不同准备金水平的银行的不同贷款反应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量化宽松（QE）时期，银行体系内的准备金分布变得更加分散。那些流动性更紧张的银行的贷款增长并没有随着流动性的变化而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在总体水平上是充裕的。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准备金分布的不均衡可能会加剧银行贷款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因为在准备金分布的不同地区，银行会做出不同的贷款反应。

一、研究背景

由于金融危机后实施了量化宽松（QE）政策，高水平的准备金持有量已成为美国银行业的新常态。在当前的“充足准备金制度”（ample reserves regime）下，美联储于2020年3月取消了准备金要求。硅谷银行的倒闭提醒人们在流动性过剩的时代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性。除了总储备水平大幅提高之外，银行业内部的储备分布也变得更加分散。虽然所有银行在此期间都增加了现金和准备金的持有量，但规模较大的银行增加的幅度要大得多，其现金和储备金的中间50%的增幅在此期间翻了一倍以上。本文研究了不同储备水平的银行对贷款的不同反应，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量化宽松时期之前，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储备金都只是为了满足储备金要求，因此实际上 “无法贷款”。危机后贷款机会稀缺、严格的监管要求以及美联储为储备金支付的利息，这些因素的结合重塑了银行在储备金持有方面的权衡。此外，不对称的调整成本也可能是危机后高储备持有量的原因，因为在经济衰退期间撤资的调整成本通常更大。从理论上讲，银行持有的这些巨额储备可以使它们对当地经济状况的变化做出更迅速的反应。然而，这只有在其他流动性需求和相关监管要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基于各银行准备金持有量的分散性增加，本文研究了不同准备金水平的银行在应对流动性变化时的贷款增长动态，以及这种不同的贷款增长在不同空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总体水平充裕，但流动性约束较强（即储备金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贷款增长并不随流动性变化而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只有当银行拥有充足的储备金时，贷款增长才会对银行整体流动性水平的变化更加敏感。结果凸显了各银行准备金分布更加分散的重要意义，因为各银行贷款增长的不均衡可能转化为地区复苏和发展的更大空间差异。

二、研究设计

美联储引入储备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贷款和LSAP计划。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之前，储备金主要通过从美联储贷款的方式引入。在量化宽松政策下，银行开始通过LSAP计划积累储备金。虽然系统中几乎所有银行都可获得贷款，但LSAP计划只涉及少数一级交易商。这种差异可能是导致QE初期各银行准备金分布不均的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讲，银行通过将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来确定其最佳储备金持有水平（以及一般的流动性资产）。金融危机期间，出于对流动性短缺的担忧，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增加。准备金利息使其成为一种安全的流动资产，产生了无风险收益，增加了持有准备金的边际收益。与此同时，联邦基金利率和国库券利率（三个月期）与准备金利率非常接近。考虑到银行对无风险资产的需求，持有储备金成为银行间借贷的可行替代方式。出于预防动机，银行也倾向于持有流动资产，这在市场动荡时期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存款人通常认为持有较高储备的银行更安全（Acharya & Rajan，2022）。在危机期间，为满足监管要求而持有更多准备金的必要性也可能更高。同时，由于危机期间投资机会稀少，特别是在对风险进行调整后，持有储备的边际成本可能会下降。因此，囤积流动性的动机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系统中原先不均衡的储备分布。

在某些条件下，持有大量储备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Ennis & Wolman，2010）。这一思路与Kashyap & Stein（1994）的银行贷款货币传导观点有关。文献中的讨论通常基于几个假设，这些假设支撑着一个储备丰富的银行系统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迅速增加贷款的能力。首先，银行不仅倾向于用存款为贷款提供资金，而且扩大存款基础既费钱又费时。同时，由于撤资成本可能很高，银行不愿缩小资产规模。因此，当良好的贷款机会稀缺时，银行倾向于更多地投资于流动资产。其次，就借款人而言，银行贷款的替代品很难找到，尤其是在短期内。正如Ennis & Wolman（2015）所说，持有准备金可以被视为银行“储备存款”的一种方式，这些存款可以在未来用于贷款。在这些假设下，拥有大量“储备存款”的银行系统可以比储备水平较低的银行系统更快地扩大贷款。

诚然，银行准备金持有量的增加并不一定会转化为更多的贷款，因为贷款的风险权重远高于准备金。Diamond 等（2022）认为，当监管约束具有约束力时，由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成本，持有准备金可能会抑制贷款。如果监管要求（如资本约束）具有约束力，即使是储备丰富的银行也可能没有扩大贷款组合的灵活性。然而，存款人认为持有较多准备金的银行更安全，因此在危机期间可能会有较低的提款水平和更稳定的存款资金来源，使其更有能力遵守监管要求。本文认为，银行将流动性转化为贷款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面临的各种监管限制，并假设准备金分布中不同部分的银行可能会在贷款增加方面对流动性变化做出不同的反应。现金和储备是所有资产中流动性最强的，随着银行持有的流动性水平的提高，它们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也会增强。具体来说，假设储备金持有量高的银行的贷款反应对流动性变化更加敏感，而储备金较低的银行的贷款可能不会随着流动性的增加而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因为它们更担心流动性短缺。此外，假设储备分布不同地区的银行贷款增长对流动性增加的反应不同，这意味着对各地区复苏和发展的影响大不相同，即在量化宽松期间，银行体系内各家银行的储备分布不均，可能会导致地区复苏和发展在空间上更加不平等。

三、数据来源

鉴于储备金在各家银行的分布不均，本文首先研究了储备金持有水平较高和较低的银行在贷款增长方面对流动性变化的不同反应。有关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可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状况和收入综合报告》（Call Report）中获得，该报告是针对所有美国特许银行或银行控股公司的季度报告。由于会计实务的变化，Call Report样本只包括2002年以后的观测值，从2002Q1到2017Q4 共计445,069个银行-季度数据。报告总资产或权益为零的观测值将被剔除。为了消除并购（M&A）对关键变量（尤其是增长指标）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发生并购的银行季度观测值。本文还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收集了机构MBS和美国国债的交易数据，以量化美联储在不同轮量化宽松期间的证券购买。为了限制异常值的潜在影响，所有银行级别的金融数据都在其经验分布的0.5%和99.5%百分位数上进行了缩尾处理。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从 DealScan 获得了银团贷款数据，并从《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案》（HMDA）中获得了抵押贷款发放数据。

为了量化储备分布不均对实体经济的实际影响，本文在县一级检验了当地企业增长与高储备银行市场份额之间的关系。从县域商业模式（CBP）中收集商业机构信息，并从县域年度和县域行业年度两个层面来衡量当地的商业增长。在计算各县不同类型银行的市场份额时，使用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存款摘要（SOD）中的分行级存款信息。本文还收集了相关的县级社会经济特征，如失业率、人口和家庭收入中位数。县级失业率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地方失业统计（LAUS）项目。县级人口和家庭收入中位数数据分别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普查间估算和小地区收入与贫困估算（SAIPE）计划。在这些分析中，排除了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以及建筑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与其他行业缺乏可比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也不包括在内，因为该行业的就业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的发现。

四、实证结果

（一）银行储备金水平与贷款行为

实证结果表明银行储备水平在其对流动性变化的贷款反应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来看，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储备较高的银行显示出对流动性增加的贷款增长反应更为敏感，相比之下，储备较低的银行在相同流动性变化的背景下，其贷款增长的敏感度显著低于储备较高的银行。这一现象在量化宽松的三个阶段均得到了实证支持，揭示了不同银行在面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其内部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策略对贷款行为的影响差异。

为了定量分析这种差异，研究中引入了流动性与量化宽松指标的交互项，以探讨在不同的量化宽松阶段，银行的贷款增长如何响应流动性的改变。回归结果显示，高储备银行的贷款增长与其流动性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相关性在量化宽松期间更为强烈。这表明，在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高储备银行能够更加积极地扩张贷款，从而充分利用宽松政策提供的流动性优势。

此外，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研究采用了多种模型设定和不同的流动性度量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调整流动性的定义、改变控制变量的设置（如银行的资产规模、不良贷款比例、一级资本充足率和净收入比率等），以及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如工具变量法）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一致表明，储备充裕的银行确实展现了更高的贷款增长敏感性，这些发现强化了初步分析的结论。

图1 2003-2017年银行平均持有的流动资产比例

图1显示，三轮量化宽松（QE1、QE2、QE3）期间，银行的现金与储备比率显著增加，在量化宽松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尤为明显，表明在经济或金融危机时期，流动资产尤其是最为安全的资产（如现金及由政府支持的证券）成为银行更倾向的持有资产。此外，总的流动资产比率在QE1开始时大约是22.5%，到QE3结束时上升到约25%，说明银行在这些政策期间增加了其流动性储备，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潜在的财务压力或为未来的贷款增长提供支持。

图2 银行的现金及储备水平分布

图2显示，尽管所有百分位的银行在QE期间的现金及储备都有所增加，但第75和第90百分位的银行增加最为显著。这种不均衡的增长模式表明，较大或较为保守的银行能够利用政策环境，显著增强其流动性，而储备较少的银行则未能同样增加其流动性。这可能导致银行之间在贷款能力和金融稳定性方面的差异增大，因为流动性较高的银行在面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时有更多的灵活性来调整其资产组合和支持新的贷款。

（二）储备金分布的实体经济效应

在研究中，通过分析不同储备水平的银行对贷款行为的影响，揭示了银行贷款响应模式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根据“县级商业模式”（County Business Patterns）的数据，研究显示，在银行储备水平较高的银行集中的县，商业增长表现更佳。具体来说，当某个县的高储备银行的市场份额超过该县所有银行市场份额中位数时，这些县份的商业设立年增长率平均高出0.115个百分点。这表明高储备银行的集中度与地方商业活动的增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影响在对外部融资依赖性更高的行业中尤为显著，表明这些行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当地高流动性银行的资源，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

在实证检验方面，研究采用了市场份额方法来估计高储备银行在各县的影响力，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这些银行的市场份额与地方企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外，为了确认这一效应不仅仅是由于银行规模的普遍影响，研究还进行了错误指定检验（falsification test）。在此检验中，替换高储备银行为大型银行，分析大银行的市场份额与地方商业增长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大银行的市场份额与地方商业增长无显著相关性，这进一步强调了储备水平而非银行规模是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

这些分析显示，银行储备金的不均匀分布对实体经济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金融资源能够促进或抑制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上。这种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如何通过调整银行监管政策来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区域不平衡的重要视角。

五、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不同储备水平的银行的不同贷款反应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首先记录了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国银行体系准备金分布不均的情况。在美联储的干预下，不仅整体储备水平有所上升，而且随着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各家银行所持储备的分散程度也在增加。金融危机期间银行的储备囤积进一步扩大了高储备银行和低储备银行之间的流动性差距。本文认为，银行将流动性转化为贷款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面临的各种监管约束，并假设处于准备金分布不同部分的银行可能会对流动性变化做出不同的贷款增长反应。研究发现，尽管总体水平上存在流动性过剩，但流动性限制较多的银行的贷款增长并不随流动性变化而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只有高储备银行的贷款才会对银行整体流动性水平的变化做出反应。通过使用DealScan数据，本文在贷款层面上控制了随时间变化的行业市场特定需求因素，从而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利用HMDA数据构建了新的流动性约束衡量指标，即单个银行在重灾区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发现主要结果没有变化。此外，本文还发现，不同储备水平的银行贷款增长对流动性增加的不同反应可能会转化为县级区域发展的不平等。高准备金银行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县的当地企业增长较快，这一结果在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行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结果凸显了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各银行准备金分布更加分散的一个潜在后果，即各银行贷款增长的显著差异可能导致区域发展的空间差异加大。

来源

作者信息：

朱文宇，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教授

旷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副教授

Jiawen Yang，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

来源：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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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整理：胡云清

内容监制：刘越

版面编辑｜刘佳艺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主编｜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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