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全国数据工作会议释放哪些信号？健全数据基础制度，持续优化数据跨境规则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冯恋阁 广州报道 4月1日，全国数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议上，国家数据局部署了2024年主要的数据工作。具体而言，主要工作包括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制定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和交易的政策，建立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健全数据流通利用安全治理机制。
在2023年的国家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家数据局揭牌成立。其成立充分体现出国家对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加快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自去年10月25日正式挂牌以来，国家数据局步履不停，从多方面推进我国数据工作。
挂牌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数据工作会议，国家数据局释放了哪些发展信号？
着眼公共数据开发
全国数据工作会议为2024年数据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求各方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一条主线”，统筹“三个建设”。具体而言，其工作包括健全基础制度、释放要素潜能、加快转型赋能、促进科技创新、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安全保障、推进国际合作、抓好试点试验。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数据如何开发利用是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重点。会议提到，要发挥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示范效应，持续探索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开发利用新路径，全力推动“数据要素×”行动，繁荣数据开发利用生态。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就多次提到要扩大公共数据供给运营。
“公共数据是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前沿热点、数据基础制度构建进展中的突破重点。”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大数据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冯海红指出，未来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也需要进一步理顺并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责关系和协调机制。重点包括：一是推动行业数据与区域数据的融合应用，统筹协调好地方创新探索与全国高效协同；二是强化数据提供部门的数据资源质量提升机制和开发利用成效责任机制，并制定形成相关的正向激励举措。
“公共数据是一块庞大而又极具价值的奶酪。”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成则介绍道，公共数据资源含有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的数据信息，参与对象涉及多个主体，涉及相关政策、管理、市场等政府部门、科技企业以及社会公民。公共数据的有效利用，对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数据资源的价值实现来说意义重大。“以企业为例，通过政府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获取用户关于政务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数据资源，可以为用户提供多种个性化服务。”
企业、个人数据等的供给同样重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主任卢延纯测算，全国企业数据要素支出规模约3.3万亿元。如果考虑数据资产评估、质押、融资等衍生市场，整体规模可能超过30万亿元。
发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工作也在此次会议中被提及。会议指出，要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和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好政府投资的放大效应。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被列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措施。
数据、算力和算法共同驱动人工智能产业的成长。在“人工智能+”浪潮下，算力产业发展也变得更加重要。在会议举行后，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的《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再次提到，要统筹推进城市算力网建设。
冯海红认为，要优化提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关键是切实降低数据跨区域流动的费用成本，加快布局建设算力枢纽节点之间等关键通道的高度低价通信网络。“还应加强全国范围内算力的协调布局和统筹调度，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机制。”他指出。
数据跨越不同边际的充分流动将成为支撑国际贸易活动、促进跨国科技合作、推动数据资源共享的重要驱动。今年3月，网信办发布《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数据出境制度作出优化调整。
此次会议也提到，要统筹做好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完善国际数字治理“中国方案”，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规则。
数据高效、合规的跨境流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据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全球数据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1万亿美元。
会议还指出，发挥试点试验的引领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加快发展。不同地区究竟应该如何发掘其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优势？
在冯海红看来，各地应统筹考虑国家数据工作整体布局、当前重要试点任务部署、本地既有探索实践基础等多个维度，积极争取承担国家试点任务。比如，中西部地区可以围绕数据标注等开展试点，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可以围绕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争取新的试点。
同时，他也建议，国家层面可以探索建立各类专项试点的联合“揭榜挂帅”机制，特别是数据基础制度构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试点。“这种机制能够促进地方制度创新探索形成合力，有效减少各地制度构建中的重复探索，显著降低全国范围内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整体性成本。”冯海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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