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子敬

美国的助学贷款已经从教育支持变成了沉重的债务枷锁，甚至成为“斩杀线”来源之一。

近期网络舆论出现了有关“美国斩杀线”的讨论，用以形容美国中产阶层的财务脆弱性：即在表面稳定的收入、体面职业与小康生活状态之下，个体财务负担与家庭财政风险事实上处于一种高度脆弱的均衡之中。一旦遭遇失业、重大疾病、事故或其他不可预期的冲击，既有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便可能迅速瓦解，且缺乏足够的制度性缓冲机制将其重新托举回原有社会阶层。

“斩杀线”本质是风险私有化与信用化的制度结果

从制度层面看，“斩杀线”并不意味着美国整体社会缺乏财富积累能力，也不意味着在国家层面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而是意味着社会福利空缺风险被制度化地转移至个体与家庭层面，并通过成熟的信用体系加以计量、筛选与放大。

在美国现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键生活领域高度市场化，公共保障更多扮演“弥补市场不足”角色，而非“社会基础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在这种逻辑下，个体首先被假定为可以通过与市场商业主体自行协商参与应对未知风险，当个人完全无力支撑后，国家以条件严格、程序复杂的方式提供有限支持。这种安排并非偶然，而是与美国长期形成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密切相关。在这一体制下，“信用机制”承担了远超金融领域本身的社会功能。信用记录不仅决定贷款利率与融资可得性，也深度影响住房租赁、保险定价乃至部分就业机会。它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将社会风险精细化分摊至个体的工具。当宏观经济运行顺畅时，这套机制似乎能够通过就业扩张与资产增值掩盖其内在脆弱性。但一旦经济进入下行阶段，信用条件的同步收紧便会使原本处于边缘稳定状态的家庭迅速跌破可承受阈值，形成连锁反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斩杀线”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信用主导型社会风险分配机制在压力条件下的必然表现。

为何美国难以建立普遍型社会保障

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位于发达经济体前列的国家，美国为何始终未能建立起覆盖全面、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反而在多个关键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制度碎片化与不稳定性？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归因于财政能力不足，也不能仅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缺陷”概括，其根源更在于美国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基本取向，即以资本再生产与市场配置为中心，而非以个体生存安全与社会风险的集体分担为社会制度设计的起点。

在福利结构层面，美国社会政策的制定长期被嵌入到劳动力市场与企业运行体系之中，典型表现便是福利与雇佣关系的高度绑定。医疗保险、养老金积累以及部分社会福利，往往依附个体的稳定就业而存在，这使得个人福利更像是所在工作岗位的附属物，而非公民普遍享有的社会权利。一旦劳动关系中断，福利本身便随之瓦解，从而将风险再次推回个人承担。

在政治制度层面，美国中央和地方高度分权的治理结构与冗杂的行政体系显著造成了全国性、普惠型福利改革的政治成本。任何试图重塑福利体系的举措，必然触及联邦与各州权益、行政与立法、司法审查以及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等，使得相关社会福利改革往往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推进，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结构性突破。

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与利益嵌入。美国并非在社会支出层面“投入不足”。相反，如果将公共基础支出、私人福利支出等合并计算，其社会支出规模在发达国家中并不低。但这些支出大量通过私人保险、税收减免与雇主福利共同实现，结果是行政成本高企、再分配效果有限，且社会权利高度分割。这种模式一旦成型，既得利益主体便会在法理层面抵制改革的合理性，使福利制度调整变得异常困难。

“斩杀线”最集中的制度场域

在所有社会风险领域中，医疗问题最集中也最具解释力地体现了“斩杀线”现象的制度逻辑。其原因在于，疾病既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又可能产生极端高昂的支出，同时患者在信息与议价能力上天然处于弱势。

美国医疗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其运行高度依赖商业保险与多支付方结构，定价与结算过程极其复杂，由此衍生出庞大的行政与合规成本。大量资源并未直接用于医疗服务本身，而是被消耗在账单编码、保险审核、法律合规与财务管理等环节。这种成本结构使得整体医疗支出水平持续攀升，却并未相应转化为普遍可负担的医疗保障。与此同时，以雇主提供的商业保险为主导的覆盖模式，使医疗保障与就业状态紧密捆绑。在失业或职业变动的情境下，个人不仅会收入中断，还可能同时失去原有的保险条件，被迫进入保费更高、保障更弱的个人投保市场。这种安排在宏观稳定时期尚可维持，但在经济波动中极易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医疗费用往往通过债务形式向个人转移，医疗相关负债在美国已成为家庭破产与信用受损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各方资本利益结构层面，医疗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药企、保险公司与大型医疗集团在定价与规则制定中占据优势地位，容易诱发过度医疗、过度处方与成本外溢问题。这并非单纯的道德失范，而是制度激励扭曲的结果。美国成瘾性药物泛滥问题皆因此导致。

如果将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制度特殊性。以英国为例，其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通过税收筹资、全民普遍覆盖与低自付机制，大幅降低了个体因疾病而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尽管这种体系在资源配置与医护等待时间方面存在争议，但其核心功能在于将疾病风险最大限度地社会化，从而避免个体在关键生命节点上承受毁灭性冲击。

这一对比表明，美国福利水平相对较低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结果，而是美国自身制度选择与利益结构长期作用的产物。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本身，而在于市场机制在应该全民享有的社会福利领域被赋予了过高的支配地位。

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风险社会条件下面临的制度张力的重要切入口

“斩杀线”虽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即将全面失序，但它确实构成了一种清晰的制度警讯。它表明，在以信用为核心中介、以市场为主要配置手段的社会结构中，整体财富水平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个体安全，反而可能在特殊境遇下造成个体生存的不稳定性。

从理论上看，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需要在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重新审视福利制度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促进经济效率，还是在效率指标与民生安全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平衡。如果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在关键风险节点为个体提供稳定预期，那么信用体系与市场机制本身也将因信任基础的侵蚀而承受反噬。在这一意义上，对“斩杀线”的讨论不应止于对美国社会的情绪化评判，而应成为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风险社会条件下面临的制度张力的重要切入口。

（作者为第十四届全国青联委员、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