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翔

□ 戴 翔

回顾历史，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为主要特征。这一开放模式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充分彰显了我国要素禀赋优势。伴随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传统以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为主的开放方式，在突破国际规则壁垒、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地位、维护经济安全等方面面临新挑战。在此背景下，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内涵由追求“流动规模与速度”向构建“流动规则与质量”新范式演进。

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在于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近年来，我国在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同时，重点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法治化建设，严格执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并推动国内法规与国际接轨，积极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上述举措旨在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将外部规则压力转化为深化内部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动力，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固开放”的良性互动格局。

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愿景，在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制度基础，并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提供中国方案。我国通过深度参与数字经济、绿色贸易、服务业开放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既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自主可控创造制度条件，又积极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到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推进规则标准对接，再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治理经验融入全球发展倡议，我国正着力将发展实践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高水平开放是开放战略的深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立足历史方位，通过制度文明建设、对话互鉴，推动自身发展与世界进步深度融合的必然选择。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正为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

（作者为南京审计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