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司法工作者表现得很没担当，总是把西方的司法思想看得像是不可更改的圣经，尤其是在未成年犯罪方面，设立了过高的标准和门槛。最近河北就发生了一起三名未成年少年霸凌致死的案件，这三个冷血的少年所作所为简直让人愤怒，若是秦舞阳在场，恐怕都要气得跳起来；李逵看到都会叫他们冷血无情。这并非个别现象，早在两年前就发生过八名少年合谋杀人的事件，甚至几年前，还有一起未成年人连续三次杀人，但并没有判死刑的案件，甚至有些未成年罪犯在回归社会后，竟然报复受害人家属。如今，未成年保护法似乎变成了未成年罪犯保护法。

如果你问，这些判决是否公平？百姓和司法工作者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河北邯郸等地，百姓们会通过行动表达不满，而律师等司法工作者可能会像孔乙己一样，列举出不杀这些未成年罪犯的无数理由。对此的争论本文不打算过多探讨，本文想呈现的是一些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社会问题。首先，犯罪基因和家庭教育真的有可能遗传给下一代，这在某些国家的研究中已有记录。

有一个名为犯罪遗传学派的学派，曾长期跟踪研究过一个叫埃达·朱克斯的女人。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生下了1000多个后代，其中有60个是惯犯小偷、7个是谋杀犯、140个是其他类型的罪犯，还有50个从事性工作，280个成为乞丐。她的后代几乎可以填满一个县级的看守所。由于这个女人的影响，她被称为犯罪之母。根据该学派的研究，如果一个人的生父或养父有犯罪记录，那么这个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会走上犯罪道路，犯罪的比例远远超过那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澳大利亚的历史也证明了罪犯的后代犯罪率确实很高。澳大利亚的强奸犯罪率位居世界第三，甚至曾爆发过强奸丑闻，远远超过那些治安较好的新西兰。

你当然可以说，并非所有罪犯的子女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罪犯的后代犯罪的比例确实远高于普通人家。这个学派如今在灯塔国已经逐渐衰落，但现今的情况是，灯塔国和西方国家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对某些所谓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司法待遇。比如好莱坞所在的州，就出台了零元购政策，允许价值950美元以下的商品不予起诉。这些政策为灯塔国的街头帮派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其中不少人是非法移民。

在灯塔国以及西方势力的推动下，废除死刑、不对未成年人判死刑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但这些国家的司法界人士从未提到过其中的潜在危害。灯塔国的邻国墨西哥在2005年废除死刑后，很快就爆发了毒品战争。仅在2006年，墨西哥就因为毒枭之间的争斗，死亡人数超过了2万8000人，相当于中国如果发生类似情况，死亡人数将达到30万。而且在死刑废除后，墨西哥的谋杀案件数量激增，增加幅度是以前的三倍之多。没有死刑作为威慑，墨西哥的治安变得更加混乱，许多平民不得不带着家人逃往灯塔国。唯一受益的，是律师和毒枭等少数人。

在少年犯罪案件中，那些乖巧听话的孩子往往成了受害者，而大量未成年罪犯在青少年时期就被释放，进入成人社会后，他们结婚生子，极有可能将犯罪基因和不良家教传递给下一代。这并非危言耸听，许多家庭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认为青少年参与团体犯罪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后果将会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