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温暖的改变，往往始于一个人“多管闲事”的温柔坚持。

它不必惊天动地，却能像冬夜的炉火，让更多人感受到“被看见”的暖意；它不必立竿见影，却能在岁月里慢慢焐热制度的棱角，让权利与便利的天平，更倾向“人”的需求。

毕竟，所谓社会的温度，从来不是少数人的热血，而是无数个“周筱赟”愿意用温柔的坚持，把“我”的权益，变成“我们”的光。

【回响2025丨九派新闻年终特别报道⑬】

“通过个案推动建设性。”律师周筱赟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时常说起这句话，这是他做媒体人时形成的内心坚守。他相信，“永远不要嘲笑为你争取光亮的人，因为他争取的光也可能照亮你”。

上个月，周筱赟在山东东营出差期间，前往当地建设银行取款4万元，但在柜台办理时被告知，取款1万元以上需要登记资金用途，甚至查询过往流水。在他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后，银行报警。

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段经历后，迅速引起网友关注，“律师自曝取款被银行盘问报警”登上微博热搜。

26天后，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对外公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文件删除了“个人存取现金超5万元需登记资金来源”，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保持了一致。文件规定：在涉及较高洗钱风险时，金融机构应了解资金来源和用途，同时还规定对低风险情形，采取简化措施。

他在回家路上被朋友告知规则落地的消息，很高兴。他说：“这并不是我的第一次胜利，但每一次胜利，都能持续地鼓舞自己。”但他也有新的担忧，他知道，过度反诈的不止“取现”一个环节。

对话周筱赟。

周筱赟。图/受访者提供

【1】除了普通储户，还有银行的基层工作人员私信表示支持

九派新闻：在银行遭遇“过度反诈”之后，为什么决定将其曝光出来？

周筱赟：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太普遍了。这不仅折腾普通老百姓，也折腾了银行柜员。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发布在网上，让更多人知道。或许就能改变一点什么。我的个案其实是社会普遍情况。

如果每个人遭遇不公时都能勇于站出来说话，社会就会比现在更好。所以我决定把这件事曝光出来，也许就能改变。我愿意做那个先站出来的人。

九派新闻：在这个过程中，你遇到过阻力吗，会产生自我怀疑吗？

周筱赟：我一直推崇，并且身体力行“通过个案推动建设”。当然会遇到阻力，但我从来不会自我怀疑，而是愈挫愈勇。如果一件事是正确的，不管多么困难，内心一定要坚守。如果每个人遇到不公的时候，都能勇于站出来说话，那么社会就会比现在更好。

九派新闻：你之前在文章里说，“不会辜负银行柜员的信任”，是工作人员也因过度反诈而困扰吗？

周筱赟：“一刀切”式的过度反诈同样也折腾了广大银行柜员们。我的文章发布后，很多银行柜员给我发私信，让我了解到更多基层银行过度反诈的现状。比如，有银行把询问来源和用途的金额降低到了5000元。还有银行规定，即使柜员严格按照流程办理，一旦银行卡涉诈，哪怕是十年前的，柜员也要被处罚。这些规定，都是非常不正常的，给银行基层员工造成极大的困扰。

我看到有人说，周律师批评银行，不仅获得了普通储户的支持，还获得了银行基层工作人员的普遍支持，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从一开始就说，银行柜员只是银行管理层错误决策的被动执行者，他们也是受害者。所以，我在事件发生之后，从来没有投诉过经办的银行柜员。

现在监管机构的新规，已经取消了5万元说明来源和用途的规定，这推动解除了对普通老百姓的折腾，后续我认为还需要少折腾银行柜员。比如只要经办银行柜员做到了风险提醒及异常报备，哪怕银行卡涉诈，也不应当处罚柜员。

【2】银行反诈加码不止“取现”这一环节

九派新闻：知道央行公布了新规是什么心情，当时在做什么？

周筱赟：央行是在11月28日下午5点在官网公布了新规。当晚6点，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有媒体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兴奋。因为这完全在我预料之中。

微博热搜。图/社交平台

九派新闻：你当时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吗？

周筱赟：当“周律师取现被盘问并被报警”这个词条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并且央视法治进行时做了专题报道之后，我就觉得这次能推动规则落地了。

取现事件发生在11月3日，其实在8月4日，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就曾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就已经取消了2022年的旧版《办法》中关于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意见征求截止时间为今年9月3日。

据我所知，取消5万元的限制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但还是受到了一些阻碍。即使没有这次的事件，松绑是大势所趋。但可以说，这次央行的新规能够出台，舆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然没有这么快出来。

但其实我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因为银行反诈层层加码，并不只体现在取现上。只不过我遇到的正好是取现而已，还有开卡、转账、限额等。比如有人质问我，你要用4万块钱，为什么不转账？但转账又限额，我的银行卡转账限额是2万元，4万元只能去柜台取现。

现在的新规，取款超过5万不再需要登记用途，但是开卡、转账、限额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然我也知道，任何改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九派新闻：这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周筱赟：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是刑事辩护律师，经常需要出差办案，网络发声完全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这次在微博上引起大家的关注，推动社会的一点点进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胜利，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了普通储户，还有很多银行柜员对我表示关注和支持，我非常感谢。

这并不是我的第一次胜利，但我的每一次胜利，都能持续地鼓舞自己。而这次胜利，影响的人群比以往更多。

【3】“反诈”应当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

九派新闻：有人担心这是暂时的改变，如果重大诈骗案出现，可能还是会加码，你如何看待类似的担忧？

周筱赟：放宽取现的标准，这是央行的政策，尽管如此，一到基层，很容易继续层层加码。尤其在某个基层银行出现重大诈骗案时。新规出台后，我一直在持续关注基层的落实情况。有很多银行一线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大多数银行已经在陆续落实央行新规，但是也有一些银行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强调层层加码的反诈，继续搞“人人过关”式的过度反诈，折腾银行基层员工。比如提出“无感询问”“非对抗性话术”这类新名词。既要询问，还要无感，这就是在为难银行柜员。

监管部门的新规出台后，很多银行柜员私下向我表达了担忧：地方各个商业银行对监管部门的新规能否落实到位？这就是下一步的难点。新规说各个商业银行对客户，当严则严，当放则放，这是把风险高低的判断权交给了各个商业银行，但商业银行怎么判断呢？让银行柜员在几分钟内根据言谈举止判断风险，这是不现实的。我的建议是，应当尽快采用“大数据+AI”来分析异常交易。这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精准判断。当然肯定也还会有误伤，但至少误伤率不会像现在这么高了。

央视报道反诈“层层加码”。图/视频截图

九派新闻：在你看来，一个合理的“反诈”工作应当是怎样的，如何把握规定和个人隐私的边界？

周筱赟：风险防控措施，势必会干预个人隐私。这就需要把握好一个平衡。我认为反诈应当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什么是适度的、合理的，需要金融监管机构出台细则，做到因地制宜。好比涉及财产的刑事案件，入罪标准是不同的。比如在发展中地区，诈骗3000元，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发达地区，社会危害就没有那么大。

储户取现的用途，如果根本不存在风险，具体买什么东西，上个月谁转我一笔钱，我就没有义务向他人公开。这是我的隐私权。但之前的一刀切，甚至在有些地方，凡是取现5000块钱，不仅银行要盘问，还会通知社区上门核实。

反诈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不能搞过度反诈，层层加码，以折腾普通老百姓和银行柜员为代价。至于这个度到底在哪里，应当通过规制来界定。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尽快出台实施细则。细则的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不去干扰普通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反诈应当做到源头治理、精准防控。这两句话不是空话，而是要落到实处。银行只是电诈的中间环节，不能因为电诈会通过银行转账、取现，把所有的正常转账、取现都停止了。

【4】个案能够帮助到具体的人

九派新闻：是什么支撑你践行着“用个案去推动建设”的信念？是否和以往的媒体从业经历有关？

周筱赟：媒体人的经历为我转型律师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我做媒体人时形成的内心坚守，就是关注公共利益，通过个案推动建设、推动社会进步。

2018年我从报社辞职，从媒体人转型为律师，专注于经济犯罪辩护。之所以转型做律师，是因为我觉得，律师办理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也许能更加实实在在地帮助具体的人。不管我是作为媒体人，还是作为律师，变化的是具体的工作内容，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我一直以来内心坚守的理念，而且我一直在努力身体力行的，就是“通过个案推动建设、推动社会进步”。

九派新闻：其实许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困扰，但往往选择了沉默。你的法律专业背景和执业经验，是否让你在面对不合理的规则时，可能更容易找到发声的支点，或者少了一些顾虑？

周筱赟：我的媒体从业经历和法律专业背景，可能让我更容易找到发声的支点和更少顾虑，但这并不是全部。面对不公，站出来说话，并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只关乎勇气和良知。

社会往往把揭露黑幕、维护公共利益的人描绘得非常惨，经常有人说“为他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反而增加了很多不该有的顾虑。为社会发声，并没有那么危险。比如我，并没有经历风雪。不光是在这个事件中，一直以来，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压力和威胁。

九派新闻记者 徐玉婷

编辑 王佳箐 任卓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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