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茂名市茂南区城南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下称“城南综治中心”），一间挂着“老黄调解室”牌子的房间总是人来人往。

黄国恩泡好一杯浓茶，翻开记录本，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曾是城南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退休后，选择留在他工作了31年的地方，继续为街坊邻居化解矛盾、排忧解难。

“调解不是判案，是把两边的心结都打开。”黄国恩说。自2023年“老黄调解室”成立以来，他保持着调解成功率100%、群众满意度100%的“双百”记录，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50余宗，成为当地基层治理的一张“金字招牌”。

噪音扰民纠纷中展现调解智慧

去年夏天，当地一大型商场楼顶的风机噪音成了附近居民的心病。低频的轰鸣声昼夜不停，几栋楼的住户夜不能寐。

“我们找了物业，找了商场，问题也解决不了。”业主陈先生回忆，情绪积累到极点时，几户居民都找到城南综治中心反映。

案件流转到“老黄调解室”。黄国恩没有急于召集双方开会，而是先做了两件事：逐户上门听取业主诉求，并联合环保部门实地测量噪音数据。

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后，黄国恩组织协商。商场管理方最初态度强硬：“改造要花几十万元，工期两三个月，商场承受不起。”

黄国恩不急不躁，他拿出了噪音超标证据，又分析商户的社会责任，更关键的是，他通过街道协调，为商场争取到了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

“我跟商场负责人说，短期看是损失，长期看是信誉。业主是你的邻居，也是你的潜在顾客。”黄国恩回忆。最终，商场同意实施降噪改造，街道协助加快审批流程，工程在两个月内完成。

“现在晚上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陈先生感慨，“老黄不只解决了噪音，更修复了邻里关系。”

黄国恩的调解能力，源于他在城南街道31年的深耕。从普通干部到街道领导，他几乎经历了基层工作的所有岗位。

“城南的每条街巷、每个社区的情况，我都清楚。”黄国恩说，这份熟悉让他在调解时能够快速把握矛盾的核心和当事人的真实诉求。

他的调解风格被总结为“共情沟通、多方协助”。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他总是先泡上一杯茶，耐心倾听。“让人把话说完，气就消了一半。”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嵌入“1+6+N”体系的调解枢纽

“1+6+N”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中，“1”指综治中心，“6”指综合网格及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基层政法力量和“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等信息化支撑平台，“N”指其他综治力量，其中包含“老黄调解室”在内的多元社会力量。调解室与“好心网格”“城市大脑”品牌形成联动，构成了城南街道基层治理的“铁三角”。

“好心网格”配备62名专职网格员、485名兼职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问题，会第一时间上报；适合进行调解的矛盾纠纷，则流转到“老黄调解室”专业调处；“城市大脑”智能平台提供数据支撑和远程调度能力。

“我们就像是基层治理的‘全科医生’。”黄国恩打了个比方，“小毛病网格员现场处理，疑难杂症转到我们这里会诊。”

在监控研判室的大屏幕上，“城市大脑”可以实时监控与AI警示来掌握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

城南街道整合综治视联网会议系统、应急系统，发挥“一体化指挥”优势，建立数据资源库实现信息共享。

遇突发事件，“城市大脑”快速响应，借一体化指挥平台让各部门协同，高效调配资源，降低各类灾害和事件造成的损失。

“五老”团队与新机制的活力

如今，“老黄调解室”已从一个人发展为一支队伍。在黄国恩的带动下，一批退休老党员、老干部、老支书、老教师组成“五老”调解团队，继续在基层发光发热。

这些老同志政治素质高、基层经验丰富、群众威信高，在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家族邻里纠纷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他们定期开展“传帮带”活动，向年轻网格员和社区干部传授调解技巧。

“我们对城南有感情，也熟悉这里的人和事。”退休教师李伯说，“能在调解室继续服务街坊，觉得特别有意义。”

城南综治中心主任介绍，“老黄调解室”的成功经验正在系统化、制度化。调解流程、案例归档、经验总结都形成了规范文本，成为街道调解工作的标准参考。

同时，调解室还与街道司法所、驻村律师建立常态化协作，对于不适合调解或调解不成的案件，依法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形成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分层过滤体系。

据悉，自2023年8月以来，城南综治中心累计受理矛盾纠纷853宗，成功化解834宗，化解率达97.77%。其中，“老黄调解室”直接参与化解的50余宗案件，大多是长期积累的“硬骨头”。

傍晚时分，黄国恩送走最后一位咨询的居民，开始整理当天的调解记录。窗外，社区广场上响起欢快的广场舞音乐，孩子们在追逐嬉戏。

“三十一年前我刚到城南时，这里还是城乡接合部，矛盾多、治理难。”他望着窗外的景象感慨道，“现在看着社区越来越和谐，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老黄喝完茶杯中最后一口热水，他知道，明天还会有新的故事在这间调解室里发生。而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准备好了。

撰文：颜志雄 通讯员 曾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