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苗药龙头贵州百灵（002424）与华创证券之间的纾困纠纷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点，自2025年8月华创证券将贵州百灵、实控人姜伟告上法庭后，这起纠纷就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华创证券认为，纾困基金之所以未退出是因为姜伟既未按协议约定回购股票，也未按期支付纾困利息；姜伟认为，华创证券纾困期间的所作所为未遵守合同，也违背了有关纾困基金应以“财务投资为主”“不得谋求控制权”“明确退出方案”的规定。

2025年12月3日，贵州百灵公告称姜伟因涉嫌内幕交易、信息披露违法以及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12月19日，贵州百灵表示收到《事先处罚告知书》，公司将被处以1000万元罚款，姜伟将被处以500万元罚款并禁入证券市场十年。突如其来的调查，也让贵州百灵与华创证券之间的纠纷进展再次陷入停滞。

《财中社》之前的文章《》《》更多地讨论了贵州百灵与姜伟的故事，但实际上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华创证券，近年来的一系列资本运作也堪称资本市场的典范：以陶永泽为首的华创证券管理层，利用混合所有制的股权分散结构，通过定向增发、员工持股计划等战略性部署、董事会选举规则的运用以及对“无实际控制人”状态的认定，成功排除了原本持股比例占优势的新希望集团的话语权。

“同床异梦”的资产重组

公开资料显示，华创证券成立于2002年1月22日，由茅台集团、贵航集团、振华科技等发起设立，当前是贵州唯一的区域性券商。从股权结构来看，华创证券是华创云信（600155）的全资子公司，但在实际的资本运作中，却是华创证券与其董事长陶永泽通过反向操作掌控了华创云信的控制权，这在资本市场实属罕见。

华创云信的前身是位于河北的宝硕股份，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和塑料制品，2007年因控股股东破产重组，新希望集团刘永好接手成为实际控制人。尽管“易主”，但公司主业盈利能力并未改善，2016年，宝硕股份启动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收购华创证券95%股权，这场交易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彼时华创证券股权分散、无实际控制人，理论上不可能反向控制上市公司，但事实证明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这起交易中，偏居西南一隅的贵州本土券商华创证券急需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新希望集团旗下宝硕股份雄厚的资本实力，与华创证券与陶永泽团队形成互补。可让新希望集团没想到的是，驾驭华创证券和陶永泽，远比想象中要更困难。

陶永泽并不是普通的职业经理人，他深耕贵州金融系统数十年，曾经担任过贵州省政府办公厅、中国联通贵州分公司筹备负责人、贵州实联信托总经理等关键职位，这种深厚的地缘政治资本使得陶永泽在贵州当地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贵州国资股东而言，陶永泽是贵州金融名片的守护者，是“自己人”，而来自四川的新希望集团虽然资本雄厚，但在地缘逻辑上始终是“外来户”，这也为日后的控制权旁落奠定了基础。

2016年，经过调整，宝硕股份披露了最终的重组方案，拟作价73.65亿元收购华创证券95.01%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73.6亿元补充华创证券资本金。完成重组后，刘永好通过旗下子公司合计持有宝硕股份19.31%的股权，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对华创证券形成间接控股，完成重组后，宝硕股份也更名为“华创阳安”。

在此之前，陶永泽就已经有了动作。根据《中国经济网》2016年年初的报道，2014年12月底，华创证券经营管理层中的21名核心员工，通过4家新成立的投资公司参与华创证券增资扩股，当时的增资价格只有1.75元/股，而一年之后宝硕股份收购华创证券时，价格已经高达10.29元/股，为此次参与持股的华创证券员工带来了大量财富增值。

陶永泽的高明运作

2018年，随着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新希望系与华创证券管理层在战略方向上的矛盾逐渐公开，刘永好之女刘畅及新希望集团作为大股东，更看重资产的安全性、ROE以及合规风险，倾向于稳健经营，陶永泽团队为了在强者如林的券商行业实现突围，主张采取高杠杆、大并购的激进扩张策略。

2019年，陶永泽团队试图通过收购同行业的太平洋证券（601099）来扩大版图，但彼时的太平洋证券正面临业绩亏损和合规风险的双重压力，站在新希望的角度，这是一笔极具风险的交易。作为第一大股东，新希望派驻的董事李建雄、张明贵在董事会上对收购议案投出了反对票，理由是“收购价格高，交易风险敞口大；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不佳，历史遗留问题复杂，经营风险高”。

尽管如此，华创证券管理层仍试图推进交易，向太平洋证券第一大股东嘉裕投资支付了15亿元保证金，后来交易环境变化，双方放弃交易，但嘉裕投资并未按约定全部归还保证金，遂被华创证券告上法庭，也验证了新希望集团的担忧。

此时的陶永泽也意识到，要想实现战略意图，必须解决新希望这一“障碍”。

在意识到无法通过说服大股东达成一致后，陶永泽团队开始启动一系列复杂的手段，利用上市公司自身的资产负债表来通过“回购”与“员工持股”建立阵地。

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到2020年间，华创阳安启动了大规模的股份回购计划，累计耗资近20亿元进行股份回购，而公司同时期的净利润总和也不过约16.54亿元。也就是说，过去几年公司的净利润悉数用于回购股票，这带来了两个结果：其一，公司的账面现金被消耗，大股东新希望很难通过分红获得投资回报，降低了其持股的经济价值；其二，回购的股份中有半数以上划转给了员工持股计划，由于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委员会通常由核心管理层一致，这决定了实际上员工持股计划的投票权很可能与陶永泽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陶永泽团队在没有支付巨额资金的情况下，利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将原本分散在二级市场的流通股，转化成为了“铁票仓”。

董事席位更迭与矛盾爆发

所有的准备，都在2020年2月4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迎来了最终爆发。

2020年2月4日，华创阳安发布公告，透露了新一届董事会选举情况，来自新希望的两名董事、也是之前对收购太平洋证券投出反对票的李建雄、张明贵落选，补位的则是来自股东沙钢集团提名的总裁助理钱正和华创阳安两期员工持股计划提名的华创证券副董事长彭波。按照华创阳安的董事会设置，第七届董事会设9名董事，其中6名为非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的候选人共有8名，在会上，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29名，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1.12%，在针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投票中，上任董事会提名的4名董事基本获得了一致通过，而来自新希望的两名董事和新入场的两名董事钱正和彭波的票数基本处于互斥状态，新希望的两名候选人获得了76.1261%的反对票，未能当选。

彼时，新希望集团持股19.31%，提名的两名董事得到的赞成票只有23.83%，按照当场出席的表决权占比81.12%来计算，相当于两名董事只拿到了自己人的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重要股东支持新希望。更重要的是，推测可得持股15.5%的第二大股东贵州国资系，也将多数票投给了陶永泽团队，对新希望提名的候选人投出了反对票。

次日，华创阳安发布《关于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公告》，表示鉴于公司当前股权结构及任一投资者均无法通过其实际支配的表决权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公司现为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状态。而陶永泽在此基础上通过一致行动安排、委托投票权等方式，形成了表面分散、实质统一的控制权结构。

新希望的最后抵抗与无奈

被逐出权力中心后，新希望并没有立即清仓，刘畅和新希望集团还试图通过股东大会层面的否决权来制衡管理层，进行最后的抵抗。

2021年3月，华创阳安抛出了一份高达80亿元的定增预案，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陶永泽团队看来，如果新希望不跟投，这一行为不仅可以稀释现有股东的持股比例，还可以引进更多由管理层筛选的战略投资者，进一步冲淡新希望的影响力。

在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定增方案虽然最终获得通过，但也获得了高达28.40%的反对票，高于新希望的持股比例。这说明新希望不仅自己投出了反对票，还联合了部分中小股东试图否决该议案。但由于没有达到三分之一的否决线，陶永泽团队凭借国资和员工持股的表决票通过了议案，也彻底击碎了新希望通过股东大会制约管理层的幻想。

面对铁板一块的董事会和与其利益深度绑定的地方国资，新希望集团最终决定止损离场。2022年底开始，新希望系开始在二级市场实质性减持华创阳安的股份，最终新希望合计持股从19.31%大幅下降至10.5%左右，且不再寻求对公司治理的干预。

至此，华创阳安也完全进入了陶永泽时代，在长达五年的控制权争夺中，陶永泽用精密的组合拳实现了以弱胜强，也让这套战术体系在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中拥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对于当下华创证券与贵州百灵的纠纷，陶永泽团队又该如何应对，《财中社》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