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私信：近期火热的美国斩杀线事件，南生怎么禁声了呢？原因很简单，这个问题在2023年4月份那篇介绍美国零元购制度本源一事上已经做出了初步解答——考虑到旧文的局限性，还是再写一点吧。

人性本恶、政府有限负担的美国制度设计本源

经常观看灾难片、丧尸片的网友会发现：几乎在失去公共权力（共同权力）的一瞬间，“猜疑、欺诈、抢劫、暴力”就泛滥起来了。然后，剧情朝着社会在无序状态下，人性丑恶与扭曲的角度发展着。

18世纪80至90年代，杰伊、麦迪逊、汉密尔顿，三人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在报纸上撰写了数十篇政论文章，详细阐述“构建美国联邦政府的必要性”——这些文章被合订为《联邦党人文集》，也就是美国制度的设计本源。

这些美国先贤们认为：当社会处在“无序”或者是失去“共同权力”后，欺诈、暴力、抢夺与战争接踵而来——采用我们中国先圣的说法，美国先贤总结出来的是“人性本恶”，为了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可剥夺他人的生命与财产。

在这种失去“共同权力”后的新社会里，人们不再关注是与否，正义与邪恶变得模糊不清，活下来的理由只是：个人要争夺更多的资源、争夺更多的自由。同时十分害怕他人会侵蚀自己的自由，暴力泛滥……

在人性本恶的基本逻辑推演下，当社会失去“共同权力”后，过于“自由”的人类结局只能是相互毁灭——美国导演拍出来的丧尸电影或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都是绝大多数人死亡，幸存者无几。

当然，也可以出现一种暂时性的妥协，那就是：每个人都让出自己的部分权力，再次构建一个新的共同权力。并让新构建的共同权力来威慑、打击那些试图“无限捍卫自身自由而妨碍他人自由的个体或小团队”。

汉密尔顿等人认为：在脱离英国统治，而美国联邦政府还未正式建立起来的那段时间，就是美国人暂时“失去共同权力的真空期”——13个州之间经常因为小事而发生龃龉，甚至是冲突。

当时的13个州，犹如末世电影中的各个帮派，他们由于失去“共同权力”的威慑后，彼此互不谦让，战争随时可能降临。为了防止各州之间过度争斗导致的国家危机，联邦党人希望建立一个具有足够权威的全国统一政府来协调。

从而防止各州之间因为利益或“自由泛滥权力”的争夺而引起的战争——联邦党人直接将“州”比喻成“人”。没有更高权力的威慑，下一级的权力共同体也将失控，这主要呈现在《文集》第6—10篇中。

将格局变得更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因为没有最高等级的“共同权力”的威慑，国家间也总是走向战争的——小国通常都是被欺凌的。为了避免美国被欺凌，联邦党人就强调：建构全国政府的必要性。

他们是这样说是，倘若其他国家发现：我们要么是缺乏一个强力的政府（各州自己做主），要么是分裂为三四个独立的、并不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那美国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可被欺负的丑角。

从州与自然人的角度来看，州是共同权力。失去了州的威慑，自然人会引发战争；从联邦与州的角度看，失去了联邦政府的威慑，各个州之间为了利益或其他的制度，也必然会引发战争。

从全球与各国之间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更高等级的、具有强威慑能力的共同权力”的制约，从而必然形成不安全的、混乱的、战争经常爆发的最终损坏自然人的世界。

这与美国社会的“斩杀线”有何关系呢？

咱们中国是“自上而下”构建的社会，新朝代都是在剪除旧实力基础上，自上而下分配权力的，中央高度集权。而美国却是自然人让渡自己的权力，构建州政府；州政府再让渡权力，构建联邦政府。

换言之，美国社会制度是“自下而上”构建的，并且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理念上达成的“有限责任政府”——在“自然人”、“州”和“国家”之间有一种难以准确把握的微妙区别与平衡。

《文集》指出：只要各州仍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只要宪法上和地方行政上均需要州政府的存在，则联邦即便具有使各州完全服从的普遍权威，它在理论上和事实上也都只是各州的组合——能力有限，责任有限。

责任有限的代名词就是“推卸责任”，很多时期不属于我管辖——美国宪法本质是一份成立“美利坚合众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这份章程的核心条款就是如何详细地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

在联邦党人的设计中，这个“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对外防御、维持州际和平、保障商业畅通等有限的“全国性事务”——公民，每个自然人作为“股东”，所获得的保障也仅限于此。

这种“有限责任”最鲜明的体现，在于美国是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保障的发达工业国——医疗被视为个人与市场之间的契约，而非公民与国家（包括地方州政府）之间的权利。

当一位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人被诊断出癌症，他面临的不仅是疾病，更是一套精密计算的财务“斩杀”系统：雇主保险的自付上限、网络内外的医生价差、失去工作后保险的即刻中断等都是个人承担。

而各级政府在此事上的权力与责任划分，完美演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推诿艺术：联邦政府说医疗补助是州的事务；州政府说他的收入略高于补助线；县政府表示只能提供临时庇护所的地址……

三级政府都在自己的“有限责任、有限权力”范围内行事，没有一级需要对一个人的生存崩溃负总责。这正是美国宪法设计的精妙之处——通过权力的拆解，实现了责任的稀释。

信用评分系统是这场“责任有限”炼金术的杰作

一个简单的三位数，将个人一生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简化为“风险等级”。一旦跌破520分这条隐形红线，惩罚不是线性的，而是断崖式的：

优质住房的大门砰然关闭，只能转向租金更高、条件更差的住房；银行贷款渠道基本中断，只能求助于年化利率超过400%的“发薪日贷款”；甚至就业机会也大幅缩减，因为越来越多的雇主将低信用分视为“不可靠”的标志。

这套系统的残酷理性在于，它不直接宣称某人不配拥有住房或信贷，而是通过算法和市场化机制，让这些人“自然”地被淘汰出局。

2017年美联储的报告揭示，约40%的美国成年人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支出。这意味着一场疾病、一次车祸甚至家电损坏，都可能成为压垮财务的最后一根稻草，触发信用评分下滑、租金支付困难、最终无家可归的连锁反应。

呵呵，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斩杀线，还是零元购都正是联邦党人留下的制度遗产。在政治层面，人民通过宪法与政府缔约，让渡部分权利以换取安全和自由；但在社会经济层面，每个人都被假定为自给自足、自负全责的独立经营者。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割裂：美国人一方面以爱国热情自豪，另一方面又以极端的个人主义处理私人事务——这种割裂在今天的“斩杀线”现象中达到了极致。

一个在选举中行使主权的公民，可能在几个月后因为医疗债务失去住房，而当他向自己投票建立的政府求助时，会发现这个政府对自己的经济生存没有任何契约义务。

这种制度设计的本质是将经济风险完全私人化——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无家可归经历会给个人的长期收入能力带来约50%的“疤痕效应”，即使重新获得住房，这种影响仍会持续多年。

系统通过这样的机制，将一次意外的打击转化为永久性的阶层坠落，而整个过程都在法律和市场规则下“合规”运行——毕竟自然人只是让渡了部分权力嘛，责任有限的政府仅负责有限的义务。

因此，斩杀线并非美国制度的意外失灵，而是基于“人性本恶”与“有限责任”核心逻辑运行的必然终点——它以信用评分、市场规则等“中立”技术为刀，执行着社会层面的自然选择，将个体的不幸精密地转化为结构性淘汰。

这套诞生于18世纪、旨在防范政治暴政的精密机器，在21世纪却默许了一场静默的社会经济“自然状态”——它精于限制“权力之恶”，却纵容“市场之恶”；它用宪法防止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财富，却用市场机制允许少数资本剥夺多数人的生存安全。

当“利维坦”巨兽只对外咆哮而对内沉默时，每个公民都可能在一次意外后发现自己从未走出霍布斯笔下那个“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自然状态。这既是美国制度的本源悖论，也是其无法自愈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