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变量。对广东而言，建设科技强省，既是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的必答题，也是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支点。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加速、产业链深度重构，科技创新的较量早已不只是单点突破，更是创新体系、产业体系与金融体系的综合比拼，资金如何更早介入，风险如何更合理分担，长期预期如何更稳定可期，直接影响科研成果能否跨过“中试—产业化”关口，影响新质生产力能否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产业优势”。

在这一背景下，广东多部门联合出台《广东省推动金融服务科技强省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这份文件引人关注之处，不在于简单扩张政策工具或资金规模，而在于以系统工程思维重塑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供给逻辑：以“3+3”体系搭起总体框架和实施路径，以“基、贷、债、股、期、政”工具矩阵贯通全生命周期，并通过风险分担、市场化识别、要素保障等机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从“支持科技”到“嵌入创新链”

系统谋划金融支持科技强省建设

作为面向科技强省建设的系统性金融政策文件，《工作方案》立足广东科技、产业和金融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多项机制为首次提出或首创探索，以更系统的政策设计、更精准的资源投向和更丰富的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撑，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广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产业研究院院长沈明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面向“十五五”的发展要求，广东多部门联合出台《工作方案》，实质上是在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构建更可持续的金融支撑体系，以制度型供给增强“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的能力。

在沈明高看来，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是一场“全场景的竞争”，其中“原始创新能力是竞争的基石，产业落地能力是竞争的载体，金融服务能力是竞争的助推器”。他强调：“未来五年，我国科技金融是‘从0到1’的创新向‘从1到N’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广东在‘十四五’收官之时推出《工作方案》，为谋‘破局’与定‘成局’搭建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形成推动广东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金融服务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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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初步建成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现代科技金融矩阵体系，统筹运用“基、贷、债、股、期、政”等手段，探索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等各阶段提供全链条、接力式、多层次金融服务。

围绕这一目标，文件提出一揽子具体举措：力争科技型企业贷款及科技相关产业贷款余额位居全国前列，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持续增长、科技支行服务质效显著提升、科技保险共保体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在直接融资端，要求继续保持全国前列，推动科创债发行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同时，完善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风险管理与价格发现工具，推动绿色期货品种体系更加丰富，带动地方金融组织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稳中有进。

从科研一线视角看，《工作方案》更重要的意义，是以制度供给回应科技创新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科技人员的角度看，科技金融政策最核心要解决的，还是科研活动‘长期性、不确定性强’与金融体系‘偏短期、偏确定性’的结构性错配问题。过去不少政策在方向上是支持科技创新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难以真正覆盖科研和技术转化的完整周期。”

也因此，《工作方案》提出“全链条、接力式、多层次”的制度安排，旨在破解科技金融实践中“谁来接力、风险如何分担、预期如何稳定”的问题——让金融从“支持科技”进一步走向“嵌入创新链”，而不是停留在政策条款的零散叠加。

沈明高指出，《工作方案》的关键着力点，是强调提供全链条、接力式、多层次金融服务，并在未来两年里集成多种金融工具，初步建成与科技创新生命周期相适应的现代科技金融矩阵体系；“这个目标非常紧迫，在创新和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细做实”。

从“三大重点”到“三大工程”

系统构建广东科技金融政策战略蓝图

《工作方案》最大的亮点是首次构建“3+3”科技金融支撑体系——提出“三大工程”，聚焦服务“三个重点”，构建金融服务科技强省的总体框架和实施路径。

其中，“三个重点”回答的是“资源往哪里投”——聚焦重点区域，立足“一点两地”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聚焦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强调以平台牵引形成更强的创新与金融集聚效应，并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按主体功能定位协调发展，形成更有梯度、更可联动的创新空间格局；聚焦重点产业，明确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包括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方向，引导金融要素更多投向资本密集、周期更长、更需要系统性支持的关键赛道；聚焦重点企业，强调梯度培育“十百千万”体系，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服务制造业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企业，突出沿产业链补链、强链导向，让金融资源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形成更强牵引力。

对此，沈明高认为，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关键赛道，既是瞄准国际竞争前沿，也是把金融“助推器”优先配置到资本密集、周期更长、对耐心资本依赖更强的领域；而将重点企业置于“十百千万”梯度培育体系之中，则是推动金融支持从“单点投放”走向“沿链配置”，在补链强链中形成更强牵引力。

“三大工程”则回答的是“怎么投、谁来接力、机制怎么跑起来”。其中，科技金融强基工程侧重“工具体系”的系统集成，把“基、贷、债、股、期、政”等手段纳入同一张图统筹考虑，强调对科技企业各阶段融资需求的接力式覆盖；科技金融生态工程更强调“敢不敢、能不能”的制度环境，通过风险分担、科技保险、投贷联动、尽职免责等机制改善金融机构风险收益约束，让金融要素真正向早期、长期、硬科技环节靠前；要素保障工程则更注重“制度底座”，包括政策协同推进机制、金融要素保障、复合型人才体系建设等内容，增强政策落地的组织力与可持续性。

沈明高指出，方案首创“3+3”体系，涵盖了几乎全部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融支持科技强省框架。这一“系统工程式”的设计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的全局观。一方面，从供给侧而言，科技创新从“书架”到“货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不同金融机构因风险偏好不同，可以在不同阶段发挥各自的投融资优势，形成接力赛。另一方面，从需求侧而言，科技创新是一个技术不断迭代的过程，相应地，也是一个对科技资产连续定价的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工具，以满足科创企业的投融资需求。

从“政策有无”到“机制能否穿透”

着力破解科技金融堵点痛点

事实上，科技金融实践中最棘手的问题常常不是“有没有政策”，而是政策能否穿透到企业成长与成果转化的关键阶段，能否形成可持续、可接力的资金供给。围绕这一点，《工作方案》把若干关键痛点放在了机制设计的中心位置。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中试阶段长期被视为最难跨越的门槛。马於光从科研实践直言：“从科研实践看，‘实验室—中试—产业化’之间最大的堵点，并不完全是技术本身，而是缺乏能够承受失败、愿意陪伴技术不断迭代的资金和机制。中试阶段往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但又尚未形成稳定的产品和营收，这恰恰是传统金融最为谨慎的阶段。”

因此，方案强调“全链条、接力式”的金融安排。马於光注意到：“方案中提出通过‘基、贷、债、股、期、政’等多种方式形成接力式支持，并强调风险分担和政策协同，我认为这对中试和成果转化阶段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通过多种矩阵金融工具体系化组合使用，而不是单一依赖某一种资金来源，有助于降低单一主体的风险压力，提高成果转化的成功概率。”

此外，针对科技企业特别是早期企业“轻资产、高波动、高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收益约束，单靠某一类金融机构独自承担风险，难以形成可持续模式。沈明高指出：“科技企业特别是早期的科创企业，具有资产主体存续时间短、轻（实物）资产、非标准化、未盈利、高不确定性、长周期等不同于传统资产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单个科创企业投融资的成功概率低且可预见性低，但成功之后的回报率高。这样的风险回报非对称性结构。”

“我国科技金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解决单个科创企业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问题，让更多风险偏好较低、资金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参与支持科技创新，这里主要指的是国有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等。”沈明高表示，针对这一问题，《工作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担保增信、保险共保、补偿机制与信用风险缓释等工具，把风险合理分摊到不同主体和不同环节之中。

对此，马於光也强调“懂科技”的关键并不在于金融机构变成技术专家，而在于制度设计要尊重长期性与不确定性：“金融要真正‘懂科技’，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本身要成为技术专家，而是要在制度设计上尊重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不确定性和长期性。最关键的一点，是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和容错机制，让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尽职尽责的前提下，敢于支持早期和长期项目，当然风险与回报要协同。”

除风险分担外，方案提出“耐心生态”的概念与市场化识别机制，意在解决科技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价值发现难题。马於光特别指出：“常常听到耐心资本，但方案中提到了耐心生态，我认为这也是回应现实命题，在围绕如何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问题。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长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营造耐心生态，营造培育科技创新的稳定、包容的土壤。”

“粤金常青”市场化识别模式也被视为此次文件的一项探索。该机制通过把价值发现机制前移，以“市场化识别+应用场景”为核心，引导投资控股企业、CVC、AIC等参与科技企业筛选与培育。沈明高评价其具有制度创新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颇具创意的价值发现机制。该机制可以通过市场化识别的方式，提升广东早期科创企业的识别度和品牌影响，缓解科技企业融资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增强金融支持的精准度和力度，也可以避免政府直接背书带来的副作用。”

从更长远看，马於光认为，完善“科技—产业—金融”协同生态，关键在于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让科研人员、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能在各自角色中形成合理预期”。他介绍，发光材料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落地，依托相关成果已孵化东莞伏安光电材料公司、广州光达公司、广州新视界公司等，商业化进程稳步推进。“我相信《工作方案》的实施与完善，将为这些初创科技企业的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南方+记者 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