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严刑酷法不少，其中株连九族的法律就是非常严酷的，令后代人都心惊胆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

古代社会崇尚宗族管理，尤其是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有宗族管理的意思。每个村子都有宗族，有祠堂，只有宗族长老和宗族内的男人才可以进祠堂，可以做一些有利于宗族建设的事情。女人不允许进祠堂，即便是一个小女孩，也不能进祠堂。有了宗族管理，地方官就容易管理地方事务了，只需要把地方事务交给宗族长老来管理，就可以省很多事。宗族长老的权力很大，可以私设公堂，甚至可以命令宗族内的男子惩罚偷情的女人，惩罚小偷，即便惩罚过程中闹出人命，也没什么事。一旦这样的宗族系统形成以后，地方官再想实行法律，想要用法律惩罚宗族内的人，就会和宗族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宗族长老会庇护宗族内的人，甚至会用宗族设立的规矩来惩罚犯了法的人，却不会交给官府处理。如此一来，很多犯法的人就要寻求宗族的庇护，也会衡量宗族惩罚和法律惩罚的区别，一旦宗族惩罚过轻，而法律惩罚过重，他们就会寻求宗族长老的庇护，甚至“负荆请罪”。如此一来，国家的法律并不能有效实行，有时候还会引发宗族的反对，甚至引发宗族挑头的革命。为了限制宗族势力，尤其限制一些门阀士族的势力，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就要实行“族株”和“连坐”的酷刑。倘若一人犯了死罪，那么死刑犯所属的整个宗族内部的人都要被砍头，就算被连根拔起。日后，没有一个人为死刑犯翻供，也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因为他所属的宗族已经覆灭了，没有任何话语权。

宗族关系总是撕扯不清，宗族与宗族之间有各种联姻，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但并非完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旦一个宗族被处罚，那么其他的宗族就会躲避，纷纷与之撇清关系，而不会为被惩罚的宗族求情。当然，皇帝并不肯轻易用株连九族的法律，而是选择对象用。有人犯了叛国罪，就有可能被株连九族，而有人只是小偷小摸，犯了偷窃罪，就没必要株连九族。可是，秦朝的法律比较严酷，有“族株”的明令规定，只是要杀一儆百，而不是把所有犯了罪的人都“族株”，不然劳动力将会减少，甚至很多村子因此灭亡。秦以前的法律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诸侯的祖先和皇帝是兄弟，被皇帝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可以设置法律，成了事实上的土皇帝，但每年要给皇帝纳税，不然就有可能被皇帝征讨。诸侯之间有战争，主要是侵吞土地，掠夺人民。对待犯了罪的人，诸侯的法律并非不严酷，而是有枭首示众，削鼻子，挖眼睛，车裂等等，可以显示行刑人员的创造力，显示统治阶级的创造力，却跑偏了，没有在科技方面有所创造。诸侯纷争的时候，宗族的影响力非常大，不仅皇帝要讲究宗族观念，而且民间老百姓也要讲究宗族观念，通过宗族办一些事情，但同时要遵守宗族的规定。

倘若宗族庇护一个犯了罪的年轻人，就很可能公然对抗地方官，对抗法令，却不会被惩罚。有鉴于此，秦始皇要实行“族株”的酷刑，就是把犯了罪的年轻人以及其宗族连根拔起，不让其翻盘，当然也就验证了权力的正确性，验证了实行权力的人的正确性。戏文中有“杨家将”和“呼家将”的故事，其宗族本身就是为皇帝办事的，宗族长老是朝中的官员，却因为被奸臣诬告，才被被惩罚。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和几个儿子征战沙场，被围困之后，想办法突围，而奸臣潘仁美见死不救，致使杨家满门忠烈几乎损失殆尽。杨四郎进入番邦，娶公主为妻；杨五郎逃出去，到五台山出家为僧；杨六郎逃出去，汇报了真实的情况，却始终无法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呼家将中的老将呼丕显被奸臣庞文诬告，满门抄斩，只漏掉了呼延庆。呼延庆长大后，开始了复仇之旅，最终报了大仇，算是为三百多口呼家被斩的人正了名。可是，人已经死了，而且几乎满门抄斩，即便不报仇，奸臣也会老死。但写剧本的人揣摩了民间比较强烈的复仇风气，为了吸引人，就要写满门忠烈几乎被斩杀殆尽。其实，只是为呼延庆复仇埋下伏笔，却不是真实的事情。

皇帝会慎用株连九族的法律，但用了之后，就不会反悔。汉武帝认为，带五千兵马去打匈奴的李陵是叛变了，就给李陵来了个株连九族。尽管司马迁为李陵求情，汉武帝也不听。没有叛变投敌的李陵听说京城中的亲人都被屠戮殆尽，就真的叛变了，而替他求情的司马迁受到牵连，被施以“宫刑”。株连的法律是统治者设立的，旨在给罪犯以沉重而彻底的打击，要把他们的宗族连根拔起，也就办成了所谓的“铁案”，而不可能翻案。其实，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一个人犯罪，并不能株连九族。因为犯罪的是一个人，不可能代表宗族内所有人都成了罪犯。可是，统治阶级认为，宗族内一个人犯了罪，就有可能受到宗族内部势力的庇护，当然要对他们斩草除根。即便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丈夫犯了罪，要逃亡，妻子和儿女也很可能帮助他逃亡，而不可能报官。《水浒传》中宋江知法犯法，给抢劫生辰纲的绿林好汉通风报信。当时官场黑暗，各种搜刮手段层出不穷，以至于“官逼民反”。很多宗族依靠长老制定惩罚规则，就会让惩罚规则代替法律，而宗族长老就成了土皇帝，甚至做得比地方官都大。地方官想要施行法律，想要依照法律来惩罚一些罪犯，就很可能受到宗族长老的干预，甚至根本干不成事。皇帝掌握管理天下的大权，地方官有一定的权力，会为皇帝分忧，会帮助皇帝管理，却并不会经常直谏。当然，直谏的官员大多结局不好。

有了株连九族的法律，就有株连十族的奇葩案例。明朝的方孝孺坚持在诏书上写朱棣篡位的事情，被刚做了皇帝的朱棣斩了十族，算是权力任性的表现。后代人看到株连九族的案例，觉得胆战心惊，就更别提更严酷的株连十族了。株连九族的法律背后是权力的任性，是当权者的残酷，也是杀一儆百、杀鸡骇猴的示范，更是把犯罪分子连根拔除的决绝。看看现在的腐败窝案、串案，甚至一些地方官场无官不贪，贪官为妻子、子女谋福利，还为亲朋好友谋福利，就知道株连九族的考量有些合理因素了。但现在并不能施行株连九族的法律，一人犯法一人当，不然就可能伤害无辜。消除了株连九族的法律，但并不是犯罪分子肆意妄为、逍遥法外的理由。法律应该严格起来，应该一视同仁，应该在不扼杀人性、不伤及无辜的基础上，维护公平和正义，而不能受到权和钱的干扰，更不能宽泛到“点到为止”的地步。必须要犯罪分子付出惨重的代价，尤其要把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抓捕归案，从严办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犯罪，进而维护社会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