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政府的青少年社交媒体禁令，强制要求多数社交媒体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其平台。然而，这条禁令看似是将有力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良方”，实则再度暴露了西方国家政府网络治理能力欠缺，社会治理失能，只能依靠“一刀切”的方式迎合“选票政治”。

西方政府无法真正从长效治理的角度重塑监管体系，涵养好互联网内容生态，只能寄希望于用一些最简单、最粗暴方式来应对复杂社会的问题。譬如本次的“青少年禁令”，尽管其理由“冠冕堂皇”——96%的10至15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七成曾接触有害内容和行为，包括厌女内容、打斗影片，以及鼓吹厌食症和自杀的素材。但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韦尔斯也表示，这项禁令虽然不能完全使少年儿童免受网络内容侵害，至少可以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其潜台词就是“我努力了，至于有没有用不知道”。

社交和娱乐是青少年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一条法律禁令而消失。禁止合法的社交媒体平台被青少年使用，会导致青少年的社交娱乐需求流向那些更隐蔽、更分散、更不受监管的“地下”渠道。而以西方的互联网管理水平，这些渠道只可能在数据隐私、有害内容过滤、网络欺凌干预等方面更加没有保障，带来远比大型社交媒体公司更高的内容安全风险。换句话说，政府的禁令非但没能保护儿童，反而可能将他们“驱赶”到了一个更难以触及和干预的灰色地带。

当前和未来的青少年，是毋庸置疑的“数字原住民”。社交媒体不仅是他们的娱乐场所，更是他们获取信息、建立社交、表达自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场合。如何让算法逻辑变得更好，如何及时遏制信息质量劣化，如何防止回音室效应塑造情绪、收窄认知，以及如何培养未成年人数字素养，都是非常细致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进来。常言道，“游泳只能在游泳中学会”，想要使用好社交媒体同样需要在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进行引导，帮助他们培养好媒介素养和网络自我保护能力。因此，诸如“青少年禁令”等“一刀切”的做法，本质上与正常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自然不可能收获良好的效果。

与西方国家在网络治理上面临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网络治理经验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为全球提供了兼顾发展与保护的有效解决方案。比如，中国政府颁布施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将涉及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方面都进行了清晰、明确的界定，切实用法治的规范、法律的权威筑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坚实屏障；再比如，“未成年人模式”广泛推行，通过限制使用时长、限制打赏消费、设置适龄内容池等一系列精细化、系统化的措施，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的“柔性保护”。中国针对未成年人上网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充分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展现了东方治理智慧的精细化、体系化和前瞻性，可以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贡献经验。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并不是让其“断网”“戒网”，关键在于良性引导，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澳大利亚的“一刀切”，掩盖了政府在数字素养教育、平台责任界定、跨部门协作等方面的深层次失能。世界更需要的，是兼顾数字素养培养和风险管控的精细化、系统化治理方案。对此，我们当有清醒的认知，用中国智慧继续帮助未成年人文明上网、绿色上网。（文/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