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胜

《公共政策正向排斥：理论建构与中国经验》，钟裕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公共生活良性运行，国家有必要运用公共政策这一国家治理的核心工具，实现社会利益的公平公正分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公共政策正向排斥：理论建构与中国经验》一书，把这种政策功能称为“公共政策排斥”。该书结合中国丰富的治理经验，揭示公共政策排斥研究的完整图景，形成独具辨识度的“政策排斥”学术标识。

“公共政策正向排斥”的提出与创新：对传统政策分配范式的超越

利益分配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功能。对于“公共政策功能”的诠释，各种理论流派可谓众说纷纭，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分配叙事范式。戴维·伊斯顿把公共政策的本质界定为“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传统的政策分配概念主要关注“谁得到”“怎样得到”“应不应当得到”三个基本问题。“公共政策排斥”分析概念把研究对象指向被排斥对象，研究“谁失去”“怎样失去”“应不应当失去”等基本命题。在扬弃传统排斥概念的基础上，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政策排斥”“公共政策正向排斥”“公共政策负向排斥”等一组创新性概念，并基于中国的负面清单管理经验进行了验证。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排斥被普遍认为是排斥概念的发端和固有含义，西方社会排斥理论也被普遍认为是排斥框架的正确解释路径。这种思维模式把“排斥”一词当成贬义词来运用，政策性社会排斥也一度成为社会学家解释社会不公现象的核心框架。这种研究为当今世界的社会公正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照。但是，这种研究取向中的“排斥”观念偏离了“排斥”一词的本义。中国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种排斥的实施形态，以其独特的理念、路径和成效，打破了传统社会排斥研究的思维定式，极大地推动了政策排斥理论研究和实践，为国内外学术界的政策排斥理论研究注入了全新活力。

本书在总结中国负面清单管理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把公共政策排斥界定为：或是将某些个人、群体、阶层、地区排除在政策受益范围之外，或是否定、遏制、排斥某种理念、价值或行为。如果被排斥对象是不应当受益政策对象，那么，这种排斥是正向的，是必要的；如果被排斥对象是应当受益政策对象，那么，这种排斥是负向的，是应当加以防范与治理的。本书所确立的“公共政策排斥”概念立足于“排斥”一词的本然意蕴，体现了政策作为利益分配工具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排斥理论实现了对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祛魅，确立了在社会分配公正问题上的政策排斥分析范式，将政策分配的关注焦点转移到“谁失去”“怎样失去”“是否应当失去”等基本命题上来，实现了公共政策排斥理论的术语革命和范式重构。

理论框架的系统构建：“公共政策正向排斥”的完整叙事

结合中国的政策经验，本书提出了实现公共政策正向排斥的三条路径。一是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利益排斥功能，实现最适当的利益诉求者在国家所主导的价值框架下“得其所应得”。比如，可依据收入、财富或能力等排斥基准，建立以优势人群或特定对象为目标的政策排斥清单，确立不应当享受政策利益的个人、群体、阶层、地区的范围。二是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行为排斥功能，实现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比如，为了防范与遏制某些社会成员损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公共政策应明确把不当行为纳入排斥范围，如偷抢劫骗、酒驾醉驾、闯红灯、公共场所吸烟等，都应纳入公共政策排斥的范围。三是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价值排斥功能，保障国家的文化安全和长治久安。比如，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坚决摒弃奴役、特权、歧视、人治等错误价值观。

一个政策研究的新领域：“公共政策排斥”研究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面对“公共政策属性与功能”这一主题，本书不是陷入具体政策的琐碎讨论，而是聚焦“中国实践”“中国特色”“中国概念”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文明逻辑，这种分析路径把学术研究由单纯的理论解释与应用提升至理论重构的高度。在探讨“公共政策概念体系”时，本书高度重视与社会排斥、政策歧视、政策分配、社会公平理论的学术对话，有力证明其概念体系的合理性、科学性和自主性。

尤其是，本书基于中国情境建构了公共政策正向排斥理论分析框架，提倡以被排斥对象为中心，以公正理论为理论基础，探究公共视角下促进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可能路径——遏制与治理政策负排斥和积极推动政策正排斥的双重策略。这一努力既是对公共政策排斥属性的深刻总结和理论重构，又是对中国治理经验的实践提炼，有助于全面把握公共政策排斥的理论底蕴和创新价值。公共政策排斥理论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社会排斥理论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性的思维框架，拓展了社会利益分配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更好促进社会公正提供了自主性方案。《公共政策正向排斥：理论建构与中国经验》一书，为优化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创新性的思维框架，也为公共政策研究提出新的学术论域。

（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