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郑丽文刚刚担任国民党主席不到一周，就再次出手进行了第五波人事安排。从这些变动中可以看出，郑丽文正通过新旧交替，调整和重组蓝营的内部结构。同时，前主席洪秀柱的亲信也得到了重要职务，这似乎表明新旧力量的结合。与此同时，党内资深人物赵少康却突然被起诉，很多人开始猜测，是不是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公开化？还是另有隐情？

打破“酱缸文化”

过去，蓝营内部有一种“酱缸文化”，即以资历和圈子决定一个人的位置，许多职务和权力往往是由人脉关系来决定的。这种现象一直是郑丽文非常想改变的东西。她上任后明确表示，自己要“广开大门”，用人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力，出身背景和是否是传统蓝营的“根正苗红”并不重要。

郑丽文上任后，最具象征性的一步是任命王安国担任整个文宣体系的掌门人。王安国并不是传统政治圈的成员，而是一个在文化和音乐产业有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士。这个举措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蓝营的用人哲学正从以往的“靠关系”转向“看专业”。

正好在这个时候，朱立伦时代的文宣团队因为个人原因决定不再继续留任，为郑丽文提供了引入新鲜血液的好机会。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完成了五波人事调整。她一方面大胆地启用了不少具有深厚蓝营背景的全新核心团队，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绝大部分地方主委，以确保党内的稳定。这样的“核心换血、四肢不动”的做法既有魄力，也很稳妥。而为了让党内过渡更加顺利，郑丽文还任命了资历深厚的李干龙和洪秀柱竞选时期的核心幕僚张雅屏，稳固了党内的基础。她这一系列的操作目的很明确——用制度和规则撬动旧有的体系，推动蓝营从一个充满内斗的封闭组织，转型为一个以选举胜利为唯一目标的开放平台。

选举策略要“破旧立新”

除了人事调整，郑丽文还对蓝营的选举策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目的是让选举不再是党内派系争斗和个人利益的战场，而是真正为赢得选举而努力。她明确将“确保选举胜利”设定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在即将来临的县市选举中。

为了避免过去那种依赖大佬协调、派系争吵的混乱局面，郑丽文设计了一套制度化的提名框架。这套框架有四种清晰的作业模式，目的是减少党内派系内耗，让一切按照规则进行。

第一种模式是“优先连任”。如果某个县市的现任主管想要连任，他可以按照传统程序，优先获得提名。第二种是“简化提名”，如果某个选区只有一个蓝营候选人，那么就直接提名，不再搞复杂的选拔程序。这两种模式主要是为了稳定军心，减少不必要的内部消耗。

第三种模式适用于竞争激烈的选区，提名小组会首先进行沟通评估，如果意见不合，直接通过民调来决定，避免让人情和关系干扰最终的决定。

第四种模式涉及“蓝白合作”，在蓝白两营选民重叠的选区，郑丽文提出优先协调的原则，协调的标准就是谁的民意支持度高，谁就代表蓝营出征。这种合作并不强求党派标志，而是根据谁的选情更有优势来决定谁来代表。而为了推动这种合作，郑丽文已与白营的关键人物黄国昌进行了首次会面，标志着蓝营的合作策略进入实质阶段，从过去的模糊喊话转向有实际步骤的行动。

赵少康的政治危机

在郑丽文积极推动改革的同时，党内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赵少康却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陷入了困境。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源自于7月26日那场投票，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赵少康显然违反了投票规则，他举票的行为明确违规，但事后他坚决否认，辩解说自己并没有真正举票，只是“晃了一下”，并声称不清楚票面朝向何方。

这种传统的政治公关手段，在当时可能能应付一下舆论，但在严格的司法程序面前，这些辩解显得非常薄弱。经过调查，台北地检署于11月6日正式对赵少康提起公诉。检方的态度非常强硬，认为赵少康的辩解前后矛盾，因此要求法院从重处理。

这意味着，赵少康可能不仅面临罚款，还有可能被判拘役，甚至可能面临两年徒刑的刑罚。检方的调查结果彻底戳破了他的辩解，而他在被起诉后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表示希望通过罚款解决此事，并承诺今后会更加小心。

赵少康的“亮票”事件，暴露出他应对问题的老旧方式在现代环境下已经行不通了。在这场风波中，赵少康的公众信誉大受损害，他的政治形象遭到严重打击。赵少康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他陷入困境的根源。在蓝营领导人选举期间，他公开支持郑丽文的对手郝龙斌，并且选后持续对新领导层公开批评，导致他在党内支持度下降，逐渐陷入孤立。

这次司法风波，成了赵少康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原本他是党内的强硬批评者，现在却成了一个需要处理个人麻烦的“问题人物”。这不仅让蓝营内部的焦点从“郑赵之争”的权力斗争转移到了新领导层改革的议题上，还意味着赵少康的失势为郑丽文的改革扫除了最大的内部障碍。

赵少康的遭遇被党内不少人看作是一个警示——过多越界的行为，最终必然会面临后果。这无形中削弱了蓝营内部旧势力的声浪，也加强了郑丽文代表的新领导层的凝聚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郑丽文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蓝营内部也开始迎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风向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