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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万恶淫为首？比起恶政造成的恶劣影响，淫欲之害与政治之罪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1851 年 12 月 2 日的巴黎街头，路易・波拿巴的士兵封锁了议会大厦，60 名反对派议员深夜被捕，这起被载入史册的 “雾月十八日政变”，成为路易・博洛尔创作《政治的罪恶》的直接动因。这位长期担任法国高级法官的学者，在书中开篇即抛出振聋发聩的判断：“普通犯罪侵犯的是个体权益，政治犯罪摧毁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根基。”01 政治犯罪的巨大影响力

政治犯罪与普通犯罪有着本质区别，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影响范围的广泛性和后果的深远性。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其影响通常局限于特定个体或小范围群体；而政治犯罪则像投入湖面的巨石，涟漪将波及整个社会乃至后代。

正如博洛尔所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犯罪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被法院判决的普通的罪犯虽然杀人抢劫，但受害者人数较少，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尚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而政治上的犯罪动辄杀戮千万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受害者不可胜数，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非常巨大，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彻底败坏和毁灭。

秦代法律将“谋反”列为最严重的犯罪，历代法律也都将“谋反”“谋叛”“谋大逆”等危害皇权与国家政权的罪行纳入“十恶”重罪，予以最严厉的处罚，正是因为这类政治犯罪直接威胁整个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

阿克顿勋爵曾直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权力被滥用，其破坏力远超任何个体犯罪行为。政治犯罪者身处体制核心，掌握着公共资源和强制力，他们的错误决策或恶意行为往往会扭曲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

回顾历史，政治犯罪所引发的战争、迫害和制度性不公，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苦难远超所有普通犯罪的总和。

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当政治犯罪与意识形态结合，其危害程度将以几何级数增长。

政治犯罪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另一特质在于，它常常被制度化和正当化。政治犯罪者很少认为自己是在犯罪，反而常常以“国家利益”“公共福祉”或“历史必然”“人民选择”为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在《政治的罪恶》中，博洛尔揭示了这一现象：政治犯罪常被神圣的外衣所包裹，使得犯罪者心安理得，甚至引以为荣。

02 权力滥用与道德堕落

政治上的犯罪是一种双重背叛，这既是对公共信任的背叛，也是对道德责任的背叛。公民赋予统治者权力，期待他们用以促进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当权者却将这种权力用于私利或意识形态目标，这构成了对社会契约的根本背叛。

中国古代刑法对贪赃罪的规定源远流长，从夏朝的“墨”罪，到商朝将“殉于货色”列为“淫风”之一，再到秦朝的“通钱”罪，都表明权力滥用的历史与政治本身一样古老。

政治犯罪者之所以“最大”，在于他们明知故犯，且常利用体制掩盖罪行。博洛尔深入揭示了这一本质：政治犯罪不是源于无知，而是源于道德的沦丧和权力的傲慢。

当政治人物放弃道德操守，他们手中的权力便从服务公共利益的工具，异化为谋取私利的武器。

老阿尔伯特·施佩尔对此有深刻体会：“当魔鬼和你勾肩搭背时，你很难认出他来。”权力的腐蚀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道德底线在一次次的妥协中被不断降低，最终导致全面的堕落。

但丁警告说：“地狱中最黑暗之地乃为那些在道德危机之时保持中立之人而留。”在政治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犯罪。

03 制度化之恶与道德责任

博洛尔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犯罪的终极目标，是将犯罪本身制度化。”政治犯罪最狡诈之处在于其能够隐藏在制度背后，将个人罪责转化为系统性的“操作规范”或“政策执行”。这种制度化的罪恶使得责任被分散，良知被麻痹，最终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道德溃败。

博洛尔剖析了这种机制：当罪恶被制度化，执行者不再认为自己需要承担个人道德责任，而是将一切归咎于“服从命令”或“遵循程序”。这种“去责任化”机制，恰如《思想国》中所指出的：“对于他们来说，服从就是‘去责任化’，他们的所做所为只是在社会体制里尽职尽责。”这种“去责任化”机制，也是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剖析的造成平庸之恶的根源。

政治犯罪的另一重罪恶在于其示范效应。当权者行为不端，会向社会传递破坏性的信号，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的蔓延。正如中国传统中所认识的：“上行下效，君行臣甚。”

北大《中县干部》论文揭示的基层政治生态令人警醒：140 个政治 “小家族” 垄断县域权力，形成 “近亲繁殖” 的权力网络。这种制度性腐败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自我强化。当 “媚权” 成为升迁捷径，当 “寻租” 成为潜规则，清廉者被排挤，腐败者掌权柄，最终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

政治人物的道德败坏会侵蚀整个社会的道德根基，引发全社会的道德滑坡。当政治失去道德基础，社会信任随之瓦解，人类共同体便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道德罪责是比法律罪责更为深层的责任形式。有人指出：“道德罪责来源于良心或者与亲密人员的交流。它驳斥了一种常规的开脱‘我必须服从命令’为托辞，企图掩盖道德评判。”

随波逐流、随大流犯下的道德罪责同样不可推卸，“屈服恭顺的社会气氛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罪责。”

04 抵御政治罪恶，公民有责

面对政治罪恶，我们不能犬儒主义地全盘否定政治，而应思考如何构建一种道德政治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定位政治道德的基础，将其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价值基础上。

彭定光在《论政治道德的定位》中指出：“政治道德应该定位于政治公共领域这一客观基础；应该定位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的视角；应该定位于目的（或者功利）与道义（或者义务）的统一。”

这一观点指出了政治道德建构的三个维度——公共性、权利与公益的平衡、功利与道义的统一。

从政者的道德修养至关重要。政德“不只内化社会道德，修养自己的德性，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而且会向外施展，会渗透到从政者的领导行为中。从政者既要做道德的人，更要行德政，促进社会制度的公平和公民美德的增长，这便是政德的外展。”

这种由内而外的道德领导力，是抵御政治罪恶的重要资源。

公民的政治道德责任同样不可推卸。梁启超曾言：“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

这不仅批判了政府压制民权的罪恶，也指出了公民放弃权利的过错。

有人将罪责分为法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灵魂罪责四个层次。其中政治罪责具有特殊性，它表明每一个人都必须承担国家行为的后果，每个人都对国家的管理方式负共同的责任。在现代国家中，每个人都有政治行为并且无法免除政治责任。

即使是隐士一般的人，也只是切断了有效干预政治的途径，但依然无法免除责任。

那么，如何防范政治罪恶？一方面需要制度设计，如通过权力分立、法治建设和监督机制限制权力滥用等；另一方面也需要培养公民的美德和政治素养。

真正的政治美德不仅要求不犯罪，更要求积极促进公益，捍卫社会正义。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权力需要权力来制约，而道德，正是所有制约机制的灵魂。当每一个公民都能警惕权力的异化，当每一份权力都被置于阳光之下，博洛尔所期盼的 “道德政治” 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