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国“吵架”甚至“大打出手”正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每天一打开国际新闻，不是贸易摩擦、关税大战，就是领土纠纷、爆炸暗杀......国与国之间似乎很难冷静下来好好谈一谈。

仅从贸易争端来看，据联合国去年的报告，自2019年以来，全球贸易纠纷案件数量五年不到增长了近四成。当全球治理的难题被无限放大，各国苦那些失衡低效充满偏见和不公的现有机制久矣之时，中国香港出现了全新的一种尝试——国际调解院。

10月20日上午11时许，位于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23号由原香港旧警署大楼改建而来的国际调解院总部大楼内，正式举行了国际调解院的开业仪式。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与30多个缔约国的200多位代表一道，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国际调解院从今年五月份签约生效到如今正式开始运营，这一速度各个国际组织的创建史上都堪称罕见。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全球化逆流，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横行无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指数已经上涨18%。跨国投资除了审批周期被拉长，还面临着其他种种人为制造的麻烦。

这些症结迟迟无法开解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的。长久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完全是西方国家说了算，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不管是国际法院还是世贸组织，甚至联合国都被打上了西方文化的深深烙印。

让西方国家来主导全球治理，他们的逻辑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我说了算！”在强势的西方国家面前，非西方国家的智慧与经验往往不被采纳，他们长期在全球治理机制的运行过程中“被失声”。

但今时不同往昔，“东风压倒西风，南方胜过北方”，众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济、科技以及治理能力上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比如，中国和许多东南亚国家在数字经济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迅猛，将某些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一些非洲国家，比如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反观某些发达国家正陷入经济停滞和政治内耗中不能自拔。

非西方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必然要求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然而旧的规则和机制仍在生效运作，掌控着国际组织话语权的西方国家，虽然言必称“民主化”，但是却对非西方国家心存戒备，并不愿意失去他们在国际组织中说一不二的掌控地位。

这就导致了许多国际组织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它们更多时候是在为西方国家提供服务和便利，根本做不到“一碗水端平”秉公行事。这一点在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拿国际法院来说吧，它的管辖权有极强的选择性，西方大国在国际法庭就跟逛街一样来去自由。好不容易把西方国家告上了，光是走程序就得耗上三年五载，最终还不一定有审判结果。更糟的是，国际法院里的法官们，仅有15%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法官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还能指望他们不偏袒徇私吗？为此国际法院的公正性被外界长期质疑。

至于世贸组织和国际投资仲裁的争端处理机制就更别提了，前者因为美国在2019年起拒绝任命上诉机构的新成员，导致大量设计关税、知识产权的案件积压、搁置至今，后者则因为仲裁官任命程序不透明、裁决标准不统一、裁决费用昂贵等问题饱受诟病。

曾经俄罗斯和欧洲的企业有一宗跨国能源项目提交仲裁，涉案金额数千万美元，可仲裁费用就得先缴纳500万美元，最终裁决又被上诉给推翻了，落个一地鸡毛。久而久之，这些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底色也就被世人看穿了，他们很难实质性地解决什么问题，更无法始终保持公正立场，反而常常帮助西方国家拉偏架。

比起审判和仲裁，调解或许对于产生矛盾纠纷的各方更具有吸引力。调解不裁定谁赢谁输，而是更重视矛盾各方的互相谅解和妥协。审判和仲裁的结果往往“伤感情”，而调解就不一样了，它要撮合矛盾各方坐下来谈，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产生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的最终结果，这是对陷入危机关系的积极修复。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调解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方式之一，可是国际上却一直缺乏专门进行调节的组织或者机构，导致各国要么告到国际法院，要么提请国际仲裁，程序繁琐、耗神费钱，甚至劳而无功。国际调解院诞生以后，局面就大不同了，各国有了更加灵活、高效、又非常实惠的方式来化解纠纷。

比起审判和仲裁，调解最大的短板就是缺乏强制约束力。但好在2018年，各国在新加坡签署了联合国的《调解公约》，只要是加入了这一公约，那么经过国际调解后的结果，也就具备了法律效力，也让正式成立的国际调解院实现了“有法可依”。

《调解公约》生效后的第二年，那时候还没有国际调解院，新加坡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成功调解了牵涉5个国家、金额超过20亿美元的一桩东南亚国家合同纠纷案，而且各方都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你说，这要是去国际法院告，岂不等个海枯石烂？

西方的诉讼文化，强调的是非黑即白你输我赢，而调解则与古老的东方智慧高度契合。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讲究个“中庸之道”“以和为贵”。香港国际调解院的出现，正是东方智慧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生动体现。未来，在国际调解院内，各国用协商取代制裁，用友善交流取代威吓施压，在彼此都能保持体面的情况下，求同存异，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我想，没有比这种国际争端处理模式更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了。

当然，西方某些舆论总是找准时机跳出来唱反调。在一些质疑国际调解院的声音当中，竟有将国际调解院解读为“中国企图向全球输出新规则”的，并且忧心忡忡道“国际调解院是中国削弱西方话语权的政治工具”。

这显然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际调解院才刚开张呢，某些人就急不可耐地把促进协商、降低矛盾升级风险的努力尝试解读为“中国的阴谋”，显然是西方人自己肮脏勾当干多了，才这样以己度人。国际调解院既有“法的精神”又有“以和为贵”的思想，它的成立绝不是一个新的国际机构诞生这么简单，还可能掀起观念革新的风潮：

正义并非只能由法官来宣判，规则也不只能由西方国家来定义。香港的国际调解院总部大楼，或许正是未来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