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柳 刘志彪

20世纪以来，全球化产生的效率红利是产业链供应链变迁的主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2008年金融危机后，作为全球化主要驱动力量的美国，其政策渐趋保守。特朗普的两次执政成为标志性事件，与科技革命等变量一同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动趋势。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动的历史趋势

20世纪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别和空间布局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欧美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产业间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专业化地理格局，体现为核心—边缘结构，其一般的表现形式为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生产制造业产品，欠发达的非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在这一体系中，制造业生产持续稳定地集中在英法德美等国家，20世纪30年代，仅英美等4个国家就集中了全世界制造业71%的份额，11个国家集中了全世界制造业90%的份额。第二阶段是以欧美日为中心的阶梯式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此形成了以欧美日为第一梯队、以“亚洲四小龙”为第二梯队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东亚地区创造了具有“雁型增长”之称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全球跨国投资重点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行业转移到制造业。第三阶段是以欧美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开始扮演“世界工厂”角色，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产品内分工和贸易。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实现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并逐步向发达国家企业占据的产业链价值链高端位置攀升。第四阶段是从当前到未来较长时期。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标志着中美进入长期战略博弈阶段，地缘政治等因素深度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产业布局规则受到极大挑战。

在以欧美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受经济全球化浪潮驱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形成较为稳定的四大类经济板块。第一大板块是美欧板块，这些国家长期鼓励制造业外包和产业转移转型，逐渐形成占据“U”型全球价值链领域高端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形态。第二大板块是东亚制造板块，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在不同时期以出口导向和承接制造业国际外包订单为基本特征，形成大规模的以制造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其中，日韩处于“U”型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高端，但中国的赶超步伐不断加快。第三大板块是资源型国家，主要包括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存在退化为能源和初级产品生产国的风险。第四大板块是边缘性板块，包括非洲、中南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被边缘化，对商品、服务、人员、资本等自由流动格局的参与较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迁伴随制造业中心的动态移动，前文所述第三阶段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形成了中国这一世界公认的“全球工厂”。第四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全球其他主要经济力量对第三阶段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理均衡的挑战，试图形成新的国际经济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中美为代表的经济体的再平衡趋势。第二，中国与美欧、东亚等板块间“分工关系”的再调整。第三，资源型国家致力于产业链延链。

21世纪以来美国主要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及趋势

一是离岸外包、友岸外包与制造业振兴政策。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恰逢互联网技术革命，地缘政治和科技革命两股力量加速了全球化浪潮。从经济学分工视角看，制造业产业模式主要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等不同阶段，形成了福特式、丰田式、苹果式等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模式。互联网信息革命以来，个人电脑及智能手机成为“切片化生产”的代表性硬件产品，极大地推动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产品内分工，其技术前提是“模块化”生产和组织形式的变更。“模块”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与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则相互联系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进行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这一产业模式获得资本力量的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始承接海外离岸外包，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寻求“嵌入”地位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美国经济衰退问题在互联网泡沫破裂、“9·11”恐怖袭击事件、全球金融危机后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制造业就业岗位大量流失。美国奥巴马政府将“再工业化”视为重振经济、恢复就业的核心战略，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扭转制造业空心化趋势，重塑美国在高端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虽然此举未显著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但其“再工业化”举措成为21世纪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的开端，即美国试图收缩产业离岸外包政策。

美国特朗普1.0时期与拜登政府的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均重点针对中国，不同之处在于手段是“更为直接”还是“相对迂回”。特朗普1.0时期将产业链政策视为国家安全与经济主权的核心，开启了对中国的关税战和科技战。对于特朗普1.0时期以关税壁垒、产业回流、技术封锁为支柱的政策体系，拜登政府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第一，继续通过本土补贴、政治施压将关键产业链和环节吸引到美国本土。第二，延续了特朗普1.0时期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支持墨西哥、印度、越南等近岸、友岸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制造部分。第三，构建“小院深墙”的科技打压工具，试图将中国制造排除在重要产业链之外。

二是特朗普2.0政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可能加深。特朗普2.0时期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其底层逻辑是对全球化分工的否定，认为美国制造业外流是“不公平贸易”的结果，试图通过行政干预重构产业链。美国政策工具呈现四点特征：一是交易主义导向；二是产业选择性；三是“对内补贴、对外脱钩”的体系化重构；四是安全化叙事。从特朗普政府的关税、移民、国内减税三大政纲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程度看，美国关税的影响将中长期存在。从历史角度看，一旦关税征收成为事实，就很难被实质性取消。企业因关税赴美投资后，将成为反对取消关税的重要力量，这一趋势的影响力不宜低估。特朗普政府坚持的普遍型关税政策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国内市场需求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远影响。

当前欧盟等其他国家主要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及趋势

欧盟力图通过以“碳关税”为代表的低碳战略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长期以来，欧盟的清洁能源技术全球领先，但难以将优势转化为利润，因此，欧盟试图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组中扭转这一局面。例如，欧盟率先独立提出“碳关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针对进口产品的碳排放水平征收相应费用。同时，欧盟将低碳贸易策略纳入重要新兴产业链。2023年8月17日，《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正式生效，规定自2027年起出口到欧盟的电池必须持有“电池护照”，还需补充和完善碳足迹声明。美欧均试图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占据主动，采取的政策措施既具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一是美欧的目标都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先进制造业在本土集聚，但措施不同。产业链是否具有竞争力最终还是看效率，美欧分别通过补贴、关税、“碳价”等扭曲市场价格，试图形成有利于各自产业链的市场环境。二是美欧在主导全球产业链重组过程中均存在遏制中国的意图，但强度和针对性不同。一方面，欧盟追随美国“安全”政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欧盟希望发挥自身在低碳和新能源领域的优势以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不同于美国关税对中国的针对性，“碳关税”对贸易伙伴具有平等性和一致性，韩国、墨西哥等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或正在增加占比的国家利用中美战略竞争机会壮大本国、本地区产业链。东盟、墨西哥等试图利用作为外资企业向欧美出口基地的优势，大力吸引跨国投资发展本土产业链。

对于欧盟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产业链政策，现阶段存在两种典型看法，一是美国强迫谈判各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换取美国给予一定优惠条件；二是部分国家为分散美国关税压力将矛头指向中国。需要重点注意的是，欧洲开始限制我国产业链在中高端的发展，欧洲经贸保护与美国关税合流存在一定可能性，一旦形成趋势将给我国带来较大危害。

（作者分别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