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会犯罪？——“天生犯罪人”学说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为什么会犯罪？”是困扰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问题。人们想知道：犯罪行为到底是出于环境所迫、道德堕落，还是与生俱来的因素多导致的？

19世纪末，一位意大利医生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犯罪是天生的，它可能写在你的脸上，刻在你的骨子里。“天生犯罪人”（Born Criminal）理论的提出彻底改变了犯罪学研究的方向，为后续的理论发展提供诸多有价值的启示。

19世纪的欧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颠覆了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知，科学实证主义思潮席卷各行各业，人们坚信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像自然现象一样，通过观察、测量和归纳找到其“科学规律”。

当时，刚刚获得统一的意大利（1861年统一）社会动荡、贫困和犯罪率高涨。传统的、基于道德和自由意志的“古典犯罪学”似乎无法有效应对。龙勃罗梭，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医和精神科医生，将医学的视角带入犯罪研究。他坚信，犯罪并非简单的道德选择，而是一种病态的现实，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诊断和分类的“社会疾病”。

1870年龙勃罗梭在对意大利大盗维莱拉（Villella）尸体进行了解剖。在解剖的过程中，龙勃罗梭发现维莱拉的颅骨有一个明显的凹陷——他称之为“中央枕骨窝”。这种凹陷常见于低等灵长类动物和原始人类。龙勃罗梭在《犯罪人论》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心理感受：“不仅仅是一个想法，二是神的启示。看到那块颅骨的一瞬间，突然间，如同燃烧的天空下被点亮的广袤平原，我似乎明白了犯罪人的本性问题——一个在自身再生了原始人类和低等动物之残忍能的返祖者。”

这一“发现”成为了他理论的基石。1876年，他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同时也备受争议的著作《犯罪人论》（L‘Uomo delinquente）。在这本书中，他系统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核心观点。龙勃罗梭认为“天生犯罪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返祖”个体，在生物学上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类别，表现为返祖现象，出现进化上的倒退；尚未进化为更高等级的智人，其某些生理和心理遗传特征介于现代人和现代人的原始祖先之间。这种生物学上的低等（Inferiority）决定个体的犯罪倾向。

这种生物学的退化会通过外部的生理特征表现出来，龙勃罗梭及其追随者，通过大量的活体测量和尸体解剖，并以极大的热情罗列了多达数十种“犯罪人特征”，包括：

头骨异常：这是龙勃罗梭最重视的部分。他认为犯罪人的头骨容量往往小于“文明人”，且形状异常。除了著名的“中央枕骨窝”，他还关注颅骨不对称、骨缝过早闭合形成的怪异头型、以及前额的特征——低平、倾斜、后退的前额被认为象征着智力低下和缺乏理性控制。

面部特征：（1）下颌与颧骨：过大、突出、方正的下颌骨（俗称“腮骨横张”）以及高耸的颧骨被视为原始和凶猛力量的标志。（2）鼻子：他认为不同罪犯的鼻子有不同特征。盗贼往往拥有扁平、上翘的鼻子（类似猿类），而暴力犯、杀人犯则常伴有鹰钩鼻或鼻尖如锋的鼻子。（3）嘴唇：肥厚、肿胀、外突的嘴唇被关联到感觉迟钝和性欲过剩，因此常见于性犯罪者。（4）面部整体：面部不对称是重要指标，例如大小眼、嘴角歪斜、耳朵大小异常等。

五官与毛发细节：（1）眼睛：他认为犯罪人的眼睛具有独特的神态。小偷的眼神游移不定、闪烁狡猾；而杀人犯则是冰冷的、玻璃般的凝视，且常布满血丝。（2）耳朵：耳朵的异常备受关注。它们可能异常的小，或者相反，像黑猩猩一样缺乏耳轮，直接向外伸张（即“招风耳”的一种极端形态）。耳垂的大小、形状也被纳入观察。（3）毛发：卷曲、粗硬、浓密的头发，或者过早秃顶，都被视为原始特征。他还认为女性犯罪者往往毛发更接近男性。

身体与四肢：（1）臂展：过长的臂展（手臂平伸长度大于身高）被认为是类人猿的典型特征，意味着身体结构更接近原始祖先。（2）手脚：纤细、修长的手指被认为是小偷的标志（象征“手动灵巧”），而某些犯罪者可能有多指或缺指等异常情况。（3）体态：肋骨数量异常（过多或过少）、多乳头、骨盆异形等都被记录在案。

皮肤与纹身：龙勃罗梭对纹身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他不仅记录纹身图案，还分析其内容。犯罪人的纹身多倾向于残酷、色情、迷信的图案，或者使用特殊的暗语和符号。他将此解释为“原始人”通过皮肤进行表达的天性，是内心野蛮和无法适应文明社会的直接外化。

龙勃罗梭并未止步于笼统的“犯罪人”特征，他进一步试图为不同类型的罪犯进行“面相画像”：

杀人犯：冷酷的目光，鹰钩鼻，强壮的下颌，头发卷曲，臂展长。

小偷：眼神游移，表情丰富，眉毛浓密，手指灵巧，鼻子多上翘。

强奸犯：嘴唇厚实，眼皮浮肿，身材纤细，甚至可能患有癫痫。

女性犯罪者：龙勃罗梭认为犯罪女性比正常女性更接近男性特征，如更短的身高、更多的皱纹、更小的头围和更暗的毛发，是“双重反常”的体现。

龙勃罗梭认为，这些“野生”的、未开化的个体无法适应1870年代的文明社会，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转向犯罪。他们的行为由生理决定，而非自由意志。这些特征出现的越多，该个体是“天生犯罪人”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声称，在研究了383名死者罪犯和3839名活体罪犯后，高达40%的人表现出这些“返祖”特征。

然而，用现代科学的标准审视，他的研究方法存在致命缺陷：

一是缺乏控制组：他最受诟病的一点是，他只测量了罪犯群体，却没有与普通守法公民进行系统性的比对。这就好比为了找出“学霸”的特征，却只研究了清华北大的学生，而完全忽略了那些同样聪明但选择其他道路的人。例如，英国犯罪学家查尔斯·戈林（Charles Goring）在1913年进行了一项更严谨的研究，对比了3000名伦敦囚犯与普通民众，最终未能复制龙勃罗梭的任何发现，给了“天生犯罪人”理论沉重一击。

另外，样本偏见：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已被定罪入狱的罪犯，且多为贫困阶层。这混淆了“阶级特征”与“犯罪特征”。那些同样具有所谓“返祖”特征但未被抓捕或出身优越的人，则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三是混淆因果：即使某些生理特征在罪犯中更常见，龙勃罗梭也武断地将其归为“原因”。但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些特征（如下颚突出、相貌粗陋）可能导致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遭受歧视和挫折，从而增加了犯罪的风险。正如现代犯罪学家阿格纽（Agnew, 1992）的“一般紧张理论”所指出的，负面社会互动引发的愤怒和挫败感，才是犯罪的重要推手。

评价：龙勃罗梭的理论却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角度，他将犯罪学从道德哲学和神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门可以实证研究的“科学”，被誉为“现代犯罪学之父”。他开创的犯罪分类学（如将罪犯分为“天生犯罪人”、“激情犯罪人”、“偶然犯罪人”等）启发了后世的犯罪心理学研究。

与此同时，天生犯罪人学说的危害性同样深远。龙勃罗梭的“返祖”特征描述，与当时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亚洲等“野蛮”族群的刻板印象高度重合。他的理论为种族歧视提供了“科学”外衣，被用来证明某些种族天生低等、更具犯罪倾向，从而为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正名。此外， “天生犯罪人”的逻辑直接导向优生学——即通过控制生育来“净化”人种。该理论认为，那些带有“不良基因”（包括犯罪基因）的人应该被绝育或消灭，以防止“劣质”基因传递。这一思想在20世纪初的欧美盛行，并最终被纳粹德国推向极致，成为大屠杀的理论依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