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三位满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共同创办了《美国展望》杂志，名字就传递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期许和理想。但35年后的今天，其中两位创始人却彻底改变了立场，开始用更加尖锐的眼光审视他们曾经寄予厚望的美国。深入阅读他们的新著作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分析十分深刻，几乎准确捕捉了美国当前的症结所在。

赖希在其新书《身高不足：我的美国回忆录》中，巧妙地把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他回忆自己小时候身高只有一米五，常常因为个子矮小而遭到同龄人欺凌。通过这个隐喻，他指出今天的美国政治已经变成了强者压迫弱者的局面，而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精英群体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

赖希，1946年出生，是和特朗普、克林顿同一代人，他亲历了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见证了里根时代保守主义的崛起如何改变了社会财富分配，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剧。他的政治思想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是民主党内的重要政策顾问，曾为哈特、蒙代尔、杜卡基斯和克林顿等总统候选人提供战略建议。那时，他主张通过政府引导，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着眼于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然而，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工会问题并未被视为核心话题，他的思想更多偏向于专业治理型的官僚路线，而非草根动员型的民粹主义。

赖希的政治立场在他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期间发生了转变。曾几何时，他坚定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认为低技能劳动力应当提升自身能力，以适应全球化的竞争。但在他的新书中，他坦承，当时他每次在镜头前为NAFTA辩护时，内心总是充满不安和羞愧。如今，他明确表示，从NAFTA到对华经贸政策，都是“经济受损与政治失序”的根源。这些政策不仅削弱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也为2016年特朗普现象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这一转变背后，是美国社会结构日益恶化的现实。NAFTA对南部工业带的蓝领社区造成了沉重打击，而后来的对外贸易政策进一步摧毁了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就业根基。许多曾参与制定这些政策的民主党人士也纷纷反思，未能预见到这些经济决策所带来的政治反噬。

在另一位作者的作品《美国矛盾：1950年代至今的革命与复仇》中，社会的裂痕被更加细致地展现出来。作者试图回答一个深刻的疑问：为什么追求社会平等的进步反而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

20世纪下半叶，自由派主导了一场广泛的文化变革，推动了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不仅改变了种族关系，还为女性、LGBTQ群体及其他边缘群体提供了抗争的范式。在司法裁决、主流媒体和民主党政治力量的支持下，这场运动使美国社会朝着更包容的方向发展。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对广泛正义的追求，反而在进步阵营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自1960年代中期起，传统的工会组织与黑人权利运动、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新兴社会运动逐渐产生了疏离。工会在历史上存在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排斥行为让它们遭到批评，再加上支持越南战争的立场，使得它们在进步话语中的道德正当性受到质疑。本应互相支持的工人阶级与社会进步力量，因为时机错位和价值冲突，陷入了对立。

事实上，在克林顿和奥巴马的执政时期，劳工权益早已不再是民主党主流议程的核心。尽管民主党长期控制国会，却从未推动过任何有利于工会成立的立法。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政治局势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从1992年到2020年，民主党七次赢得了全国普选票的多数，但由于选举人团制度的存在，人口较少的州享有过多的代表权，导致共和党在两次普选失利的情况下仍然进入白宫（分别为2000年和2016年）。

这种制度性失衡背后，反映的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深刻震荡。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时，许多人曾认为美国进入了“后种族社会”，然而事实却激发了白人保守派的身份危机。右翼势力迅速集结反击，而民主党却低估了移民政策、边境管控等议题所引发的政治烈度，正如他们早年忽视贸易问题可能带来的愤怒一样。

如今，美国政治的变化更多是共和党极端化的结果，而不是两党之间的单纯对立。当特朗普掌控了共和党的组织架构，并开始影响最高法院的人事任命时，美国的宪政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深信“历史的道德弧线最终会指向正义”的乐观信念，或许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幻觉。自由和平等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延续下来的遗产，它们必须由每一代人主动捍卫，才能得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