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是古今中外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与预防、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并行不悖，两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是大部分国家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中国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是矜恤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不仅在当时较为先进，即使到了今天，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第一，从关怀弱者的矜恤理念到慎刑、省刑的恤刑政策。中国古代有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矜恤”理念。“矜恤”之“矜”，是怜悯之义；“恤”本义为忧虑，引申为救济同情之义。《后汉书·周泽传》载“矜恤孤羸”，描述官员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政策；《北史·源贺传》所载“有可矜恤”，是指司法审判中量刑的一种考量标准；元代王丹桂所写的《满庭芳》里有“视众犹同赤子，宽刑宪、矜恤愚顽”一语，其意思是，对待百姓如同对待自己的婴儿，放宽刑罚，怜悯那些愚昧顽固的人，表现了德主刑辅的理念。

矜恤理念体现在刑法领域，就是恤刑原则的提出。恤刑就是慎用、省刑，用现代的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刑法谦抑，即强调立法机关在必不可少时才将某种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体现刑法的有限性、迫不得已性和宽容性。恤刑原则最初见于《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意即考虑到刑罚可能滥用失当，量刑时要有悯恤之意，使刑罚轻重适中。孔颖达疏云：“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意指在施刑时应当怀有忧恤之心，确保刑罚轻重适中，避免滥用。《礼记·曲礼》也提到了西周时期对老幼犯罪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汉代法律规定，年八岁以下者，除非亲手杀人，犯别的罪都不受刑罚。西汉景帝时下诏规定，年八岁以下者，在监禁时可给予优待，不加桎梏。成帝鸿嘉元年下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意即不满七岁的未成年人，除了杀人等死罪之外，其他犯罪行为的量刑要上报廷尉，免去死刑。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下诏：“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女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意即老幼和连坐妇女，除大逆不道、诏书指明追捕之罪外，一概不得拘捕监禁。汉朝之所以宽宥老幼，是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犯罪不构成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并能体现统治阶级的仁政理念。

唐律把未成年人犯罪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十五岁以下者，流罪以下可以赎罪；二是十岁以下者，犯反逆、杀人等死罪的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的盗或伤人也可以赎罪；三是七岁以下者，虽有死罪不加刑。如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在减免刑罚的年龄范围内，年龄越小，则减免的幅度就越大。

唐律之所以对未成年人实行恤刑政策，一是统治者要体现自己的怜悯之心，《唐律·名例律》的疏文引证《礼》的解释：“《礼》云‘九十曰耄，七岁曰悼，悼与耄虽有死罪不加刑’，爱幼养老之义也。”《唐律疏议》对注文关于老幼如果依法处以流刑，但“至配所，免居作”的规定解释说：“至配所，免居作者，矜其老小，不堪役身，故免居作。”这也表明是出于对老幼的同情怜悯之心。二是统治者考虑到人在老年和幼年时期智力比较低下的因素。《唐律·名例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如果他们是被人教唆，那么只处罚教唆者。《唐律疏议》说：“悼耄之人，皆少智力，若有教令之者，唯坐教令之人。”只处罚教唆者的理据是未成年人和一定高龄的老年人“皆少智力”。

第二，对犯有一定重罪的未成年人，刑罚上则不予减免。中国古代虽然出于社会危害性较小和智力较为低下的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减刑、免刑等恤刑待遇，但也不是一味地袒护犯罪的未成年人，相反，如果未成年人犯了严重的罪行，那么则会受到严厉的刑罚。《唐律疏议》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同时注文指出“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意思是，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人以及身体残疾的人，如果犯了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通过缴纳赎金来赎罪，但如果犯的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这些罪行，则不适用收赎的规定，原因是“为害深重，虽会大恩，犹从流配”。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置方法是“轻轻重重”，即凡属所犯是轻罪，危害结果较轻，则实行较轻处罚；凡属所犯是重罪，危害结果较重，则依律惩罚。中国古代法律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同样是，凡属轻罪，则采取减免刑罚的原则；凡属重罪，则采取依律惩罚的原则。这表明中国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处理原则，与今日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相去不远，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有不少值得我们挖掘的精华。

（作者系河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5年09月24日 第04版

作者：郝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