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第九条第二个需要关注的点，是这项义务对应的权利主体范围。既然明确了某安、某法、某检的义务，那么这项权利的主体就扩大到了所有诉讼参与人，也就是说，该义务的服务对象是所有诉讼参与人。“所有诉讼参与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常说的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参与诉讼的），还有我们辩护人、律师，包括鉴定人、证人等，大家都享有这项权利。而保障这项权利实施的主体，不仅仅是某安，还包括某检和某法，所以这条规定其实考虑得很全面——在这项权利保障中，某安、某检、某法三方没有任何推诿的空间，三方都负有这项义务，都适用“应当”的要求；而权利保护的对象，包含了全部诉讼参与人，不只是被告人和辩护人，还包括证人、鉴定人、法定代理人等。

第三个需要关注的点，是这项权利存在明确的范围框定，这个框定就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也就是说，刑诉法所保障的这项权利，仅限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本民族语言文字”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现在案例库或者诉讼网上的类似案例，会发现很多相关诉求最终都被驳回了，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绝大部分辩护人提出的诉求是这样的：比如在某个案件中，被告人称帽子叔叔讯问时没有用普通话，而是用了当地方言，很多话自己听不懂；或者某检在批捕前提审时，全程使用方言，自己并非本地人，一句都没听懂，只能被动回应“哦”，最后在笔录上签了字，因此认为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权利，应当提供翻译却未提供，所以这段时间的口供都应被排除。我们在法律文书网上能看到不止一个这样的案例，辩护人都是引用第九条提出主张，但实际上，用这种方式引用第九条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行不通呢？因为第九条所保障的权利并不包含方言。刚才提到的情况，本质上双方使用的还是中国话，只是存在方言差异，而方言并不在第九条的保障范围内。原因很简单，第九条第一句就明确框定了范围是“本民族语言文字”，强调的是“民族语言文字”，而非各个地方的方言。所以，有些律师虽然在使用第九条，但实际上用错了，对这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存在误解。

另外，第九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我们梳理相关规定就会发现，帽子叔叔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以及某委的《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都涉及到了类似问题，核心内容都是：讯问或询问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的人，应当配备翻译。这些细化的条款，实际上都与刑诉法第九条相对应。而且，某委的《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得更为细化，其中明确提到“应当有人员进行翻译，并且询问结束以后，还要有翻译人员在笔录上进行签名”，对翻译的实施和后续流程都做了更具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