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农民杨某花因辱骂法官被拘留15日并罚款10万元的事件，在舆论场中持续发酵。在信息未明之初，我选择了谨慎观望，未急于定论——因为在情绪化的舆论漩涡中，碎片化信息往往掩盖真相。唯有“让子弹飞一会”，等待事实清晰，方能做出清醒判断。如今随着现场视频和判决文书等关键材料公开，事件全貌已然明朗，而其中暴露的司法权力越界问题，远比表面看到的更为深刻。

一、事实确认：辱骂行为存在，但场所性质决定管辖权限

从现已公开的视频记录与文字转录来看，杨某花在某法院执行大厅确实存在长时间、高频率的辱骂行为。她用词粗鄙，情绪激烈，甚至多次对法官家人发出恶毒诅咒。例如，她反复喊道：“谁给我量刑的，叫她家死干净的”“干死她儿女，报应她家三代”等言论，不仅扰乱了法院工作秩序，也是对司法人员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杨某花是否应当被处罚，而在于谁有权处罚、依据什么法律处罚以及如何处罚。这才是本案真正的法治焦点。

必须明确的是：执行大厅不是审判庭。《刑事诉讼法》第199条明确规定，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违反法庭秩序且情节严重时，可处1000元以下罚款或15日以下拘留。这里的“法庭审判过程中”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特指案件正在开庭审理的过程。杨某花的行为发生执行大厅，并非“法庭审判过程中”。这一场所性质的认定，直接决定了人民法院是否具有处罚管辖权。将执行环节的纠纷强行适用庭审秩序条款，不仅是法律适用错误，更是司法权力的越界行使。

二、管辖错位：公安机关才是适格处罚主体

既然行为发生在执行大厅而非庭审过程中，那么应当由谁来管辖此类违法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该条款明确将“扰乱机关秩序”的行为纳入公安机关治安管理权限范围内。同时，即便刘某花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也仍然是公安机关的管辖范畴（若认定为侮辱诽谤办案法官，恐怕又是受害人提起自诉的问题了）。

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职权仅限于司法审判领域。对于发生在非庭审场所的扰乱秩序行为，法院并不具有天然的处罚管辖权。正确的程序应当是：法院保卫部门或法警将涉嫌扰乱秩序的人员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处理。

这种管辖划分不是简单的程序问题，而是权力分置与制约的法治原则体现。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其处罚决定受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双重监督；而法院如果自我授权处罚权，则实际上集“当事人、裁判者和执行者”于一身，严重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的基本法治原则。

即使法院自行处罚，也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

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法院具有一定的维持秩序职权，其处罚也应当严格遵循法治原则。

首先，处罚幅度必须合法。《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的罚款上限为1000元，但法院开出了10万元的罚单，超出法定上限百倍；法律明文规定罚款与拘留只能择一适用，而法院却并行两项处罚。这种“顶格加超限”的操作，既违背了“过罚相当”的原则，也反映出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的缺失。

其次，处罚程序必须正当。如此重大的处罚决定，理论上应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核与批准程序。如果这样明显违法的处罚能够一路绿灯直至执行，只能说明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严重失灵，或是对程序正义的集体无意识。

再次，处罚目的必须正当。法律的处罚旨在教育违法行为人、维护法律秩序，而非泄愤或立威。当司法者将个人受辱感置于职业理性之上，动用越权手段“惩戒”当事人时，司法权威就已经异化为个人权威。

为何“让子弹飞一会”确有必要？

在这一事件中，“让子弹飞一会”的态度显得尤为可贵。在舆论未明之初，轻易选边站队要么可能沦为对极端情绪的鼓吹，要么可能成为对权力任性的辩护。唯有时间能够沉淀情绪，唯有事实能够揭示全貌。

事实上，法院事后迅速撤销罚款并道歉，尽管是在舆论发酵之后面临巨大的压力，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和舆论的回应，值得肯定。但这种“被动纠错”远不足以挽回公众信任。真正的反思应当深入制度层面：为什么明显违法的处罚能够出台？是谁签批的？法院内部的审核机制因何失效？如果缺乏对这些问题的彻查与问责，所谓的“自查自纠”恐怕仍难逃“自己人查自己人”的质疑。

三、超越个案：司法权力的边界与约束

这起事件不仅是一起个别的案例，更折射出司法实践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其一，是司法权力运行的失范风险。司法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旦失去约束，带来的危害可能远比其他权力更为严重。因为司法本是权利的最终守护者，如果司法者自身也滥用权力，公民则将求助无门。

其二，是司法谦抑意识的缺失。司法谦抑要求司法机关谨慎克制地行使权力，特别是在可能限制公民权利的领域。本案中法院的处罚决定，反映出部分司法人员缺乏这种基本的权力克制意识。

其三，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间的落差。依法治国不仅要求公民守法，更要求权力守法。如果司法者自身都不能严格依法行事，那么法治建设终究难以深入人心。

四、法治是双向的承诺与坚守

这起事件最终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法治不仅仅要求公民守法，更要求执法者、司法者首先守法。法律的权威不是通过严刑重罚建立的，而是通过每一次公正的裁判、每一次合法的处罚累积起来的。

正如一位法学学者所言：“司法公信力就像一张白纸，一旦揉皱，再也难以完全抚平。”我们希望，每一起这样的案件都能成为司法反思和进步的契机，而不是又一个信任流失的缺口。唯有司法权力恪守边界、程序正义得到坚守、处罚决定合法合理，法律的尊严才能在这场双向的承诺中真正扎根于人心。

“让子弹飞一会”，不仅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更是对事实和法律的基本尊重。而今子弹飞过，事实已然清晰——农妇骂人，固然有错；法院越权，更是对法治的伤害。唯有各方共同回归法律的框架，社会才能在这场风波后真正走向更加成熟的法治未来。

来源：谢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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