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剧照

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塑造了伊藤秀夫这个角色，代表了当时伴随日军侵略的一个特殊群体——以随军记者和摄影师为主体的“战争特派员”。他们没有军籍，原本从事于新闻和文化领域，用笔和镜头与世界交谈，记录并向公众呈现事实。普利策经常将新闻媒体比喻成瞭望者，伫立在名为国家的大船船艏处，审视着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并随时发出警告。但对于由法西斯主义掌舵的战时日本来说，瞭望者所见的一切都必须合乎当局的心意，他们想看到风平浪静，新闻记者们就要无视波涛汹涌的海面；即使大船行将沉没，也要为这段糟糕的航程山呼万岁。

一、“华北有大每，华中有东日”

日本新闻业在什么时候放弃了独立性？有学者认为“五一五事件”是个关键的转折点，素来反对暴力征服满蒙的犬养毅被枪杀，政党内阁宣告终结，军方的恐怖主义手段获得全胜，也开启了暴力统治言论的时代。不过也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媒体就和军部同流合污了。内务省关于此事件向新闻业下达了指示：

如果由于新闻报道而泄露了军事机密，使我国外部关系恶化，就可能对国运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对此类新闻报道的管理上，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在监督检查上做到完美无缺。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朝日新闻》还对军部的行为有些批评的声音，事变之后便见风转舵，全力支持军队并寄送慰问金。另一家著名媒体《每日新闻》则向来信奉“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观点，鼓吹对华强硬才能维护日本的利益。《每日新闻》旗下分为《东京日日新闻》（以下简称“东日”）与《大阪每日新闻》（以下简称“大每”），两者虽于1911年合并，但仍分开发行自家的报纸，直至1943年统一采用“每日新闻”的报名。

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两家更是成为了日军宣传工作的马前卒，为迎合当局和国民制造顺应时势的舆论氛围。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凌晨，大每天津支局代理局长橘善守私下里收到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妻子的消息，率先向国内发出了新闻。当时的通讯线路是使用短波无线电经天津、北平、山海关传至沈阳，再以“东亚特电”的形式发回日本本部。7月11日，“满洲”支局、朝鲜支局、大每总公司社会部、政治部、写真部、映画科、航空部、联络部、英文每日及东日各部门派遣大量人员前往华北，开始了“华北事变”报道战。卢沟桥事变的报道指挥以“满洲”通信总局长栖崎观一、北平兼天津支局长三池亥佐夫、天津支局大每社会部副部长本田亲男、政治部副部长渡濑亮辅为中心，早年参加九一八事变采访的大每写真部石川忠行被派往北平，东日写真部木村定秋则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赶赴天津。

大每记者本田亲男和电信课员别所重雄在正定发送战报（来源：每日战中写真）

这些“战争特派员”的工作不仅限于现场采访，回国后还要在本土主要城市进行战况讲演和从军报告。卢沟桥事变后，七至八月间，渡濑亮辅、友永助雄在大阪国民会馆举办了“华北事变现场报告演讲会”，第二天又前往名古屋市公会堂演讲，并现场播放了大每制作的战事新闻。接下来两人又来到京都圆山公园的音乐堂，渡濑以“抗日的华北所见”、友永以“沐浴在华北炮火下”为题进行演讲并播放新闻。友永助雄还前往八幡制铁所教习所讲堂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八幡制铁所是利用甲午中日战争赔款筹建起来的产业，并发展成为日本在二战时期最为重要的钢铁业基地。

这些演讲几乎场场爆满，因为听众们普遍有亲人或熟人在日军的“乡土部队”中，他们希望听到官方之外的“真实声音”。鉴于反响热烈，大每急召素以雄辩闻名的特派员今尾登回国进行第二轮演讲，并派遣作家吉川英治、评论家木村毅前往华北。今尾登回国后在大每西部总局的管区内进行了巡回演讲，主题包括1927年的济南事件、九一八事变和眼下中日全面战争的采访经验，渲染了通州事件中日本侨民的遭遇。

当时的日本新闻界流行一句话——华北有大每，华中有东日。淞沪会战爆发当日，东日记者志村冬雄在名古屋市公会堂召开了演讲会，讲述了他随军在哈尔滨、长春、锦州等地的见闻，以及卢沟桥事变后他逃离南京的经历，演讲后现场播放了《中日上海交战》与《上海的战火》两部新闻片。东日映画科的开原靖、安原正喜及写真科的山上圆太郎前往上海战场，拍摄了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并制作了新闻片《枪响后国民的热情回应》，11月7日作为特辑在国内上映。特派员阿部在高松市县公会堂举办的一场演讲场面尤为吓人，开始前一小时就排起了4000人的长队，连走廊下都挤满了人，玻璃门被挤坏后引起了骚动。据1938年2月25日《大每社报》记载，四名派往松山市的特派员共计进行了32次演讲，创下了14万听众的纪录。

报社采访网络的膨胀与日军侵略范围的扩大是同步进行的。卢沟桥事变前，大每•东日派遣到中国大陆（不含“满蒙”）的工作人员仅有17人，到1941年3月已达344人，新设了南京、武汉、香港、广东、南宁、福州、凭祥7个支局，在济南、青岛、厦门等11个城市建立了通信部。为及时报道日军侵略情形，大每•东日的南京支局在南京沦陷前一个月就成立了，“每日战中写真”拍摄的主要内容有难民区、气球训练队、维新政府成立、平民生活、来自日本的慰问团等，但在南京城内外拍摄悲惨情形是不允许的。日军攻占武汉后，大每•东日的武汉支局也随之成立，记者、摄影师达到269人，其中95人是大每•东日的特派员。

大每•东日上海支局的特派员合影（来源：每日战中写真）

大每•东日的首脑人员也没闲着，他们频繁奔波于中国战场和本土之间，打着“感谢”“慰劳”“视察”等名目显示存在感，热衷于煽动下属和读者的“爱国心”。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之后，大每•东日的会长高石真五郎和社长奥村信太郎筹办了“皇军感谢使节”活动，踏足上海、南京、汉口、九江等中国城市，访问当地日军军事和特务机关并设慰劳会、招待会，看望负伤人员。日本学者贵志俊彦指出，大每•东日“二巨头”将自己推向前台，是为了扩大本公司的影响力，从而在采访报道上保持对其他媒体的领先优势，与促进报纸销售的商业动机密切相关。

二、盛极一时的“笔部队”

1938年8月，为报道武汉作战，日本国内动员的新闻业、出版业人员达到约2000人之多，如《朝日新闻》动员了400余名职员奔赴中国，其中包括记者、摄像、导演、航空员、无线技师、信鸽训练师、联络员及各类庶务人员，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新闻素材发回东京，作家杉山平助称这一时期“集天下注目于汉口”。为进一步加强宣传效果，日本当局策划将更多作家吸收进特派员队伍中，撰写比新闻报道更具煽动力和传播度的“战争文学”。为了一夕成名，许多作家放弃了文学求真求美的价值追求，踊跃参与日军的宣抚活动，向国民宣扬“皇军的巨大成就”，他们被日本媒体称为“笔部队”。

日军全面侵华后，日本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战争狂热病愈演愈烈，菊池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作为昭和时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菊池宽创设了日本两大文学奖“芥川奖”和“直木奖”，成立了出版界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春秋社”，被同行捧为“文坛太上皇”。得知内阁情报部和陆海军当局招徕作家的消息后，菊池宽主动请缨出谋划策，与久米正雄、佐藤春夫、吉川英治等著名作家赴京与军方会面，商谈组织“笔部队”的具体计划。8月27日，以菊池宽为首的22人名单敲定，武汉会战的“作家从军部队”正式成立，随即被分配到陆军班和海军班赶赴中国。菊池宽还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他的感想：

如同日清战争的国木田独步一样，或者是日俄战争的田山花袋一样，能够观察战争写作该有多好。与其短时间的去去就回，还不如挑选两三个人长期与军队同行写作的好。我是很想到现场听炮声，用这副身体去感受战争的。

日本内阁情报部为武汉会战专门制定了宣传策略，要求宣传目标是“激起国民的感激和斗志，巩固国民对长期战斗的觉悟”。因此，“笔部队”的首要做法是夸大战争获得的胜利和前线军队的战功，以说服国内民众进一步支持对华作战，巩固侵略成果。1938年底到1939年初，日本国内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从军报告和有关战事进展的纪实文学作品，如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华中战线》、《扬子江之秋》，发表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从军五十日》，发表在《日之出》的《站在第一线》、《从军作者观战记》等等。女作家林芙美子作为首位入城的“笔部队”成员，得到了媒体的狂热吹捧，《东京朝日新闻》为其作了专题报道《笔部队的“殊勋甲”林芙美子冒死进入汉口》，称其为全日本女性的骄傲。林氏回国后举办了多场“从军报告演讲会”，讴歌侵略者为“我们的勇士”，将战场的杀戮归咎为中国政府长久的抗日教育和军民的顽强抵抗。《东京朝日新闻》11月3日晚报记录了其东京演讲会的盛况：“两会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全部爆满”，可见当时的日本国民已完全沉湎于媒体炮制的战争谎言之中。

“笔部队”在机场合影（左二为林芙美子）

力图“将功赎罪”的作家石川达三的表现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石川达三于1938年1月乘船抵达上海，在南京采访了日军第16师团佐佐木支队，根据该部攻占南京的经历创作了小说《活着的士兵》，因其中包含日军士兵劫掠、焚烧房屋、屠杀平民的内容而受到查禁。8月4日，石川达三与《中央公论》的编辑、发行人员受到当局指控，罪名为“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石川被判处监禁四个月，缓刑三年执行。经历这一风波后，石川被法西斯体制完全驯化，他主动请缨写作了《武汉作战》，再也不敢进行“贴近真实的叙述”，只能对侵略战争进行颠倒黑白的歌颂。他在新书中捏造事实，写到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甚至在九江投放霍乱病菌，而日军所到之处则会安抚难民，让百姓重新安居乐业，以至于心甘情愿为日军当苦力。他鼓吹日军占领武汉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将侵华战争说成“东亚共荣”的“圣战”，振振有词地叫嚣道：“只有在（日本）占领区，和平才得以恢复。”

尽管参加“笔部队”的作家享受着将校级的优渥待遇，但他们受到的管制也是极严格的，笔下处处皆是禁区。写下《麦与士兵》而名噪一时的作家火野苇平战后接受采访时坦承：“日本军打输的内容是不能写的，不允许写战争的全貌，部队的编成和部队名也不能写，军人人性的一面也不能写，部队长以下的士兵可以随便写，但是小队长以上的都必须写得人格高尚、沉着勇敢。”这些限制令是下达给所有作家的，因此“笔部队”发表的文章永远“战意高昂”，坚持“日本作战的正当性”。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近代日本文学堕落的最低点，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反思能力，既抛弃了日本传统的审美文化，又阻滞了日本文学在近代化浪潮下的多样性发展。

三、“不许可”的重见天日

记者和摄影师比作家们更早体会到在“国策”指导下创作的滋味。日本司法省调查资料显示，从1931年到1932年，报纸上被内务省查封的新闻件数从262件上升到1080件，杂志上则由832件增至2081件。激增的原因主要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相关消息以及左翼新闻杂志的反战报道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厉审查。据曾任每日新闻编辑局顾问的田中菊次郎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编辑局各部开始不断下发禁止报道的通知。

日本陆军省《新闻报道刊登事项可否判定要领》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陆军省公布了《新闻报道刊登事项可否判定要领》，规定了14种禁止刊登的照片类型，并不断予以修订补充。7月25日，第71次特别议会通过了《军机保护法》的修订案，除了军队机密和地理信息外，尸体、俘虏、凌辱行为等可能影响舆论的内容，以及伤病、饥饿等促使丧失斗志的因素也列入了审查范围。其中第三条规定，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因业务所涉而获知军事秘密的人一旦泄密，将会按照泄密的严重程度处以四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1939年6月为了掩盖日本国内资源匮乏的现实，又颁布了《军用资源秘密保护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纸等刊登限制令》和《军机保护法》再次修订，增补了“有可能对国策的执行产生重大障碍的事项”，收紧了外交和财政经济政策等信息的公布；1941年9月27日，修订了《国土防卫中防空新闻刊登许可与否判定要领》，力图向国民封锁日本本土受到空袭的具体信息。

为应付日益严苛的审查措施，日本新闻界不得不进行预先的自我审查。卢沟桥事变后，东日调查部发行了一本《新闻禁止刊登事项要览》的小册子，对1931年至1937年有关内容审查的通知进行了概括整理，长达12页的小铅字密密麻麻地列举了禁止事项，处罚措施包括封锁报道、停止发行、对发行人、编辑处以两年以下监禁等。1940年9月，东日设立检阅科，发行《检阅周报》。整理部内设立检查科，制作“作战手册”等分发给前线记者，竭力规避当局审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揣度军部审查内容的做法越来越显得白费力气，任何报道都可能犯禁，各大报社已经沦为与军部一体化的宣传机构。

作家千田夏光就以中日之间开启全面战争为例质疑审查的合理性，他指出当时日本陆军内部本身就是决策混乱的，一派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应当迅速加以解决；一方认为日本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应及时从中国战场上抽身。这个时候，中枢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分歧被公开。当日军将全力用于进攻南京时，就不得不从东北调兵，披露这个内情就会被处以死刑，泄露海军南进战略的也是一样。详细报道日军在中国大陆投入的军事力量则可能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因为这也会让人推测出陆军的战略计划，如果报道透露了日军移动速度慢、火力配备不足、坦克部队落后等事实，则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卢沟桥事变后第六天，陆军省就下达了专门给报社的通知：“关于此次事变的动员、派兵以及部队人马器材的移动，包括推测这些情况的报道、照片，除在陆军省发表外，不许刊登于任何报纸上。”千田夏光用讽刺的口吻评论道：“这样一来，新闻报道的必要条件——‘什么时候’‘在哪里’‘是谁’‘做什么’‘为什么’全都不能满足，最后出来的报道都是‘军士为恩赐的香烟流下热泪’‘占领XX，在城头齐唱万岁’这样的内容。”《读卖新闻》的随军记者小俣行男也有类似的牢骚：“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后方与前线的佳话等所谓的军中美谈。”东日摄影师佐藤振寿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励志社内残杀战俘，事后告诉友人，友人质问其“作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它拍下来呢？”佐藤只能回答：“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在法西斯政权和狂热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这些特派员丧失了独立的新闻品格和对真相的追求，完全沦为了侵略者的帮凶。可悲的是，他们为“报国”刻意制作的新闻和图片未必受到军方欢迎，其中大部分都遭遇了“不许可”的命运。

大每·东日的驻外特派员们拍摄的照片，首先要在海外的当地机关进行审查，再通过海运或空运送回本社，将底片在摄影部显影、加印，由列车发往大阪、东京、西部、中部的编辑局，并向陆军省或海军省、内务省、内阁情报部各发送一份。在报社内，工作人员冲洗好底片后，将其贴在照片台帐上进行整理，用蓝色记号笔写下摄影部受理的日期，以及摄影时间、地点、创作者等笔记。审查结果会得到东京总公司的通知，许可使用的话盖上“检阅济”（已审查通过），不允许使用的照片要加盖“不许可”的红色印章，此外也可能盖上“保留”印章，在得到最终结论前暂时禁止使用。

“不许可”写真台账（来源：每日战中写真）

在这些“不许可”的照片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军事武器和军事行动的内容，军用机搭载的炸弹、机枪、速射炮、水上飞机、无线通信机、坦克、轻型装甲车和大炮的口径、炮身长度等都被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皇族、政府要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的面貌和行迹通常也不允许拍摄，虐待俘虏、伪装侦察、战场死伤更在严令禁止之列。但有些“不许可”的情形是特派员无法把握的，比如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理念上的圈域，其具体范围因解释者而异，超出这一范围的军事行为通常是不允许拍摄的。再比如摄影师很难料到，拍摄士兵们在黄浦江汲水的画面也违反了纪律，军部认为此类照片暗示了前线的淡水补给存在困难。事实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给水不足是导致日军瘟疫流行的重要因素。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士兵在黄浦江汲水（来源：不许可写真史）

“不许可”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技术原因，有时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1942年1月，东日摄影部成员安保久武拍摄了一组伞兵部队训练照，海军为了宣传几乎全部公开，但下图被认定为“不许可”，因为这是用两张照片合成制作的，可以看出背景和前景有明显的脱离感，海军省担心会被抓住把柄指责他们造假。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时，昂山和他组织的“缅甸独立义勇军”配合日军攻陷毛淡棉，协助其控制全缅，但这支“友军”的照片都在禁止之列，因为日本并不认可占领区独立武装的合法性。但1943年盟军开始反攻缅甸，局势开始对日军不利，他们为寻求缅甸人的全面支持便撤销了展示本土武装的禁令。

合成的日本海军伞兵训练照（来源：不许可写真史）

大量“不许可”的照片未曾公开就彻底消失了。日本行将战败时，军部下达了“必须将战争见证的资料全部烧毁”的命令，再加上日本本土受空袭影响，日本各大新闻社在战争期间拍摄的大多数照片都没能留下来。原大每摄影记者辻口文三回忆，作为日本三大媒体之一的共同通讯社，当时在日比谷公园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照片和底片全部扔进去焚烧了。每日新闻东京总社的照片也尽数烧毁，只有大阪公司无视了废弃令保留下来。“每日战中写真”一开始保管在大每的地下室里，后来转移到邻近的梅田酒店。这批照片的数量相当庞大，光是底片就有近50只木箱，一个木箱大概能存放2000张，总数约为30万张。此外还有69册照片台账，除了6万余张照片还有受理日期、刊登的报纸或杂志、审查结果等信息，以及接受了陆海军两省、内务省、情报局审查后的“检阅济”和“不许可”印章。

在1944年末大阪遭到空袭后，社会部记者藤田信胜从中选取了一部分30cm×40cm的底片，用铁皮罐密封起来，交给相熟的奈良县王龙寺住持保管。战败后，为避免给王龙寺带来麻烦，大每摄影部长高田正雄又将这些底片取回，藏到大阪本社的地下金库里。1972年，每日新闻社开始整理这批底片，并在五年后推出一套大型丛书《一亿人的昭和史》，其中第10册《不许可写真史》首次将这些照片公诸于世，成为日军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尽管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每日新闻社在1998年、1999年再次出版两册“不许可写真”，公开了超过1500张日军侵华照片。昔日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终不能掩盖战争罪行，只要人性的光明不灭，必将照亮历史的阴翳。

参考资料：

贵志俊彦：《戦争特派員は見た知られざる日本軍の現実》，講談社，2025年。

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板垣直子：《現代日本の戦争文学》，株式会社六興商会出版部，1943年。

《一億人の昭和史》10 (不許可写真史)，毎日新聞，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