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8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基层立法联系点的高质量发展研讨暨《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25会议室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地方人大机构、高校学者及媒体代表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共同探讨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会议共分为开幕式暨新书发布会、理论探索、实践发展和会议总结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开幕式暨新书发布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孙龙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公室主任时晓磊首先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公室对本次研讨会及《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此次新书发布恰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对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推动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及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层立法联系点日益成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标志性话语、健全人大民主民意表达平台的标志性举措和民主法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关键，期待与会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深化交流，以理论与实践“双轮驱动”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再上新台阶，更好发挥民主立法“直通车”功能，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高协在线上参会，他代表甘肃省人大法工委向会议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肯定会议聚焦基层立法联系点高质量发展对推动立法联系点提质增效的意义，高度赞扬冯玉军教授主编的新书汇集理论探索与实践案例，为立法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读本和工作指南。认为这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对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高质量建设，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和立法民主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刘海涛指出，《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对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已成为连接民意、汇聚民智的关键桥梁，是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重要途径，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刘海涛指出，本书作为国内首部系统性研究该制度的著作，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既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民主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又全面总结基层经验与挑战，将为制度完善提供重要学术支撑与实践指导。刘海涛表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始终秉持“立足人大工作，服务民主法治”宗旨，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学界、实务界合作，打造精品法治图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讲好人大故事贡献出版力量。

《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发院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热烈欢迎与会专家学者莅临人大，对全体作者、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实践者及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指出，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是对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增量。冯玉军还就本书的编选写作情况做了说明。《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全书约30万字，分为理论编与实践编两编，汇集了理论探讨与实践经验总共27篇精选文章，内容涵盖制度溯源、功能定位、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多个维度。

第二单元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理论探索由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教授仝志辉主持。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杨雪冬教授在研讨中高度评价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他指出，从政治学的角度，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是当代中国地方创新上升为国家制度的典型范例，深刻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发展的鲜明特点。杨雪冬认为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体现了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在立法过程中的体现，通过直接联系群众获取真实社会信息，使决策更具社会温度；二是成为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窗口，以具象化形式诠释中国民主理念；三是充分彰显了中国基层蕴藏的巨大活力与首创精神，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动力源。他也从政治学视角对制度发展提出值得关注的相关问题：一是需警惕制度规范化过程中可能伴随的活力减弱风险，避免创新演变为重点打造却功能弱化的“展示盆景”；二是注意防范过度动员导致的治理资源错配与浪费；三是关注制度体系内部可能存在的“叠床架屋”现象，警惕过度增加参与渠道反而影响整体制度效率。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于兆波教授从系统论视角深入剖析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核心价值与发展路径。于兆波强调，该制度植根于党的群众路线传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核心要义的具体实践，亦是新时代面对国内外挑战的制度创新成果。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在系统论框架中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要素”层面，基层群众作为最基础的“神经末梢”是制度的活力源泉，确保立法充分反映民意以达至良法；二是“连接”层面，基层立法联系点须与现有立法程序深度嵌入、有机协同，避免孤立运作；三是“功能”层面，制度的终极目标是持续实现“良法善治”，即产生获得普遍遵守且制定良好的法律，形成立法与治理的良性循环。他指出，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写入新修订的《立法法》，标志着其作为中国首创的制度创新进入了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文博分享了其团队基于基层立法联系点实践的立法参与动机的实证研究成果。该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方法，从行为心理学视角探究激发民众参与立法积极性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提升参与意愿的关键在于增强个体兴趣、唤醒过往认知经验、强化正向心理预期，但施加社会压力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易适得其反，降低其参与度。据此，该研究提出五项针对性优化建议：一是增设参与人员的遴选机制，有针对性参与群体，重点听从议题相关者的意见建议；二是完善立法解释的工作流程，降低立法参与的门槛，用更加生活化语言替代专业词汇；三是谨慎对青年群体施加压力，充分尊重被访者的个人意愿，避免造成负面影响；四是扩展基层联动模式，主动参与日常基层活动，为立法工作塑造良好的形象；五是健全工作信息公开机制，向民众说明其反馈意见的去向和意义，增强其心理的预期，从而反向激励公民参与立法的意愿和动机。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郭辉副教授聚焦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学理内涵，对该制度的核心要素予以解析。他指出，基层立法联系点中的“基层”概念对传统行政区划中的基层定义构成了挑战，需在学理上回应这种张力；其功能在于弥补代议制背景下代表与选民间可能的疏离，拉近基层与立法的距离。对于“立法”概念，他强调基层立法联系点本质是民众“参与权”的行使载体而非直接立法权，其核心在于“联系”——作为立法机关与基层的桥梁，贯穿立法全过程，其性质可类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制度与民主关系层面，郭辉认为基层立法联系点融合“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立法领域的生动体现；其由地方自发探索上升为国家制度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双向互动的民主实现路径。最后他强调制度生命力在于推动务实创新，需警惕泛化、虚化、淡化、同质化风险，以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核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孙龙副教授基于其在《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一书中的研究成果，聚焦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发展动力与功能延伸。他强调该制度在中国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其根源在于植根本土经验并符合国情需求，有别于其他地区实践效果参差的立法听证。孙龙指出，当前由8000余个各级联系点构成的庞大网络，已成为激活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其在协调对接中心工作、为党委政府提供高质量立法与治理信息方面成效显著。他认同多位学者关于该制度是社会治理创新抓手的观点，并呼吁持续探索其治理效能优化路径。孙龙高度肯定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金字招牌”的国际传播价值，并以上海虹桥、甘肃临洮等地案例的生动讲述有力推动了中国民主故事的国际传播。

第三单元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实践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孟涛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公室主任时晓磊介绍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公室自2023年4月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及制度思考。作为落实党的二十大“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部署的重要举措，该办公室承担征集转交立法意见建议、推动联系点扩点增面、建设信息化征集平台、组织工作交流推进会及加强宣传等职责。他分享了三点核心思考：一是当前54个国字号联系点有41个设在县级人大系统，主要考虑其对立法工作的熟悉度与组织优势，其他非人大系统单位同样表现优异且丰富了立法联系点的类型；二是在意见建议采纳反馈机制上，采取由联系点自行鉴定、法工委予以采纳的方式，旨在鼓励积极性；三是明确当前暂不制定全国性统一指导意见，以避免同质化，鼓励各联系点立足实际、发挥特色、面向基层群众，探索多样化有效模式。展望未来，他强调将继续坚持稳步有序发展、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持续探索并完善这项富有潜力的新制度。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高协在研讨会上系统介绍了甘肃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首创发源地的实践历程与未来规划。他指出，自2001年率先探索、2002年设立全国首批地方立法工作联系点、2004年出台全国首个立法联系点制度以来，甘肃已构建起覆盖全省的263个联系点网络，发展立法联络员、信息采集员2万余人，提出的意见建议已经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有效推动了科学民主立法和基层治理。李高协总结了甘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思想为引领；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发挥人大的主导作用；坚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守正创新、打造特色品牌；坚持讲好立法故事、讲好民主故事”等七条核心经验，强调面对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甘肃今后将围绕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在守正创新、拓展功能、彰显特色、融合发展、发挥作用上下功夫做文章。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优化联系点布局，创新工作机制，加强能力培训，扩大群众参与。

北京市人大法工委综合处处长张磊认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综合处处长张磊认为，北京市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注重高位推动，加强整体统筹，形成了鲜明特色。在科学布局上，始终践行政治性、法定性、专业性、实践性工作原则，围绕“四个中心”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遴选了覆盖代表家站、司法执法、行业单位、重点院校及城市功能区的2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形成纵横联动的点位网络。在机制建设方面，主动构建了工作联络、计划统筹、培训交流、征询简报、法规解读意见反馈、宣传引导、干部挂职锻炼七大运行机制，有力保障了联系点的规范化、高效运转。在核心功能上，做实意见征询，既注重发挥行业单位的专业优势进行个性化法规解读与意见征询，更依托代表家站平台载体，首创“点读立法”机制，安排项目负责人深入基层解读法规、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并培训立法宣讲员，有效提升了意见征集的深度与实效。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综合处处长武志表示，自 2015年起，天津分四批设立23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实现全市16区全覆盖，类型涵盖区人大常委会、基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街镇人大（工委）、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律师事务所、行业协会及市场主体，兼顾基层性、广泛性、专业性与代表性，累计征集法规意见建议510余条。2021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天津小白楼街道设立联系点后，该联系点成为市级样板和典范并已组织10余次市级基层点学习观摩。面对人员力量不足、工作动力不足等挑战，天津今年将重点推进三方面工作：一是分阶段加强培训交流，提升队伍能力；二是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与相关单位的主责主业如行政管理、司法普法、代表工作等有机融合，探索在联系点设立高校法学院实习基地，吸纳专业力量；三是完善建设标准、工作流程、反馈机制等工作机制，尤其应注重研究优化立法意见征求处理的有效路径，提升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能力和水平。

北京联合大学崔英楠教授指出，北京市基层立法联系点依托“人大代表之家”设立的比例占比48%，这一方面很有代表性。崔教授认为此种融合模式具有多重优势：充分利用现有“代表之家”平台降低建设成本，有效激发代表履职活力，便捷收集原汁原味社情民意，并促进监督反馈形成立法闭环管理。针对基层立法联系点体系内包含高校院所等机构带来的概念区分问题。崔教授针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高质量建设，提出可以将科研院所及专业机构从“基层立法联系点”序列中剥离，参照“智库”或“研究中心”模式定位，以更精准实现设立不同类型联系点的核心目标，明晰概念边界并更好契合制度初衷。

《光明日报》内参部主任赵婧从媒体视角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提出了传播与实践的思考。她高度评价《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的出版价值，认为其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开端。针对该项制度的后续建设问题，她的建议是：首先，将制度实践经验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法论宝典”，为各级干部提供清晰实用的“操作手册”，助力制度高效运行。其次，在对外传播方面，强调需采取“润物无声”策略，要注重案例的生动讲述而非自说自夸。她强调深入调研的重要性，提倡“深度访谈”发掘真实“卡点”、“堵点”，避免流于形式的问卷调查，并通过“以小见大”方式呈现鲜活故事，增强传播感染力与说服力。她表示将持续关注不同类型、地域的特色实践案例，推动形成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立足地方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编辑周冠宇指出，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自2014年中央提出“建立建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至2023年正式写入《立法法》，其制度化进程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高度重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环节与实践创新。周冠宇强调，《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相关研究进入新阶段，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分析为理解该制度的本质、优势、挑战与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并对构建“自主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面向未来，他提出几点建议：一是持续完善制度运行机制，可以通过适当增加联系点数量、优化场所设置、完善互动机制、加强培训交流提升联系点运行质效；二是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基层联系点服务国家战略的特殊作用，着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三是深化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加强规律性研究并推广优秀经验，不断提升制度科学化水平。

会议闭幕式由冯玉军教授作总结发言。他高度肯定了本次研讨的深度与价值，指出本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主题聚焦、研讨深入，汇聚了多元视角的专业智慧。他强调深化基层立法联系点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系统阐释其蕴含的深刻“政理、哲理与学理”，为制度运行提供坚实理论支撑，这是需要学术界持续深耕实践经验的“理论富矿”。他特别指出，值此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实践二十年之际，应推动制度运行进一步向体系化、规范化迈进，注重原则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普适性与特色性相结合，加强国内外战略性话语体系构建。最后，针对人才梯队建设及保障问题，冯玉军建议建立高校点对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高校学生进行田野式调研与学理提炼，产出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系统化研究报告，为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建设注入新动力。

本次研讨会恰逢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十周年的重要节点，通过学界与实务界的深度对话，既总结了“民意直通车”的中国特色民主实践成果，也为破解形式化困境、激发制度新动能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未来需进一步结合基层智慧与顶层设计，使立法“直通车”驶向“良法善治”的更广阔天地。

文章来源：人大国发院

审核：冯玉军

微信编辑：张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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