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际局势并不乐观。

俄乌冲突还在拉锯，南亚两大有核国家大打出手，中东火药桶也随时可能爆炸，特朗普引起的贸易摩擦，更是让各国头疼不已。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作为“和平宣传大使”再度出马，牵头搞了一个“国际调解院”，希望用“东方智慧”化干戈为玉帛，给乱糟糟的世界添点“和平润滑剂”。

（王毅外长）

据我国外交部介绍，这个“国际调解院”，是由中方牵头筹建的，世界上首个以“调解”为主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未来也将成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一大重要机制。

中方还透露，成立这个调解院，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做出的决定，中国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和近20个有相同立场的国家达成了共识。经过多次谈判，现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这个调解院总部设在香港。

在本月30日，香港将举办一场《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届时我国王毅外长将亲自到场签字，而来自亚洲、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六十个国家，以及20个国际组织，也都派了高级代表来华捧场。在当天中方还将举办首场论坛，围绕国家之间的争端调解等议题展开探讨。

从中方介绍，并结合当下国际环境来看，中方牵头成立的这个国际调解院，其实有三大核心作用。

首先是能填补现有制度的空白。当前国际争端解决体系如海牙国际法庭，常因西方主导、程序冗长或执行不力而受诟病。WTO诉讼、国际投资仲裁等，也普遍存在对抗性强、成本高昂以及程序冗长等问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而国际调解院，则可以通过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规则制定，增强机制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尤其为中小国家提供发声平台。

（国际调解院落地中国香港）

其次，则是可强化执行保障。在该机制下，可创新设立“调解结果登记备案”制度，经备案的协议可在缔约国直接执行，兼顾调解的自愿性与结果的实效性。这种“软性调解+刚性执行”的设计，可为国际争端解决提供兼具灵活性与权威性的新路径。

最后，则可以推广东方的“和合”文化。调解机制根植于中华传统“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共赢而非零和博弈。通过国际调解院，中国可将东方智慧融入全球治理，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合作。

此外，我们再结合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国际调解院可解决以下四大关键问题。

一是国家间冲突的和平化解。就拿俄乌冲突来讲，不管是联合国出马，还是美国出马，调解结果都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调解院就可为类似地缘矛盾提供中立平台，推动停火谈判或是战后重建合作。

二就是国际投资和商事纠纷。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中的合同争议、跨国企业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等，提供快速低成本解决方案。

第三则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现有国际组织常受美西方操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等平台易遭压制。调解院通过多边协商机制，可更公正地处理涉及资源分配、债务危机等议题。

最后，填补新兴领域的规则空白。针对区块链、人工智能伦理、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纠纷，调解院可依托香港的科技法律人才，制定适应性规则。

（俄乌谈判现场）

我们都知道，中华文明历来以“和而不同”为价值底色，从西周“调人”制度到当代的“枫桥经验”，形成了系统化的非对抗性纠纷解决传统，这也为国际调解提供了本土经验范本。

再加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未发动过对外战争的国家，近年更以“中立斡旋者”角色活跃国际舞台：2023年我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被外媒称为“外交核爆”；俄乌冲突中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12点和平方案等。这种 “非选边站队”的中立形象，也使中国比西方国家更易获得发展中国家信任。

所以，中方绝对是国际调解院最适合的发起国。在当下美西方推行所谓“脱钩”“去风险”的背景下，调解院也将成为中方反击霸权、构建“非西方朋友圈”的重要工具。其成立，更标志着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转变。

总之，中国发起国际调解院，本质是将“天下观”传统转化为现代治理资源，这不是要取代现有机制，而是多提供一个“东方调解工具箱”；不是追求地缘影响力扩张，而是构建“非对抗性全球化”的基础设施。这种“以和促治”的路径，既符合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也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文明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