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栖安

一纸调解书引发争议。

今年4月，湖南常德桃源县村民邹某在帮邻居张家抬棺送葬时，突发心梗不幸身亡。事发后，邹某妻子张大姐向邻居索赔9万元，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在桃源县法院漆河法庭调解下，决定张某一次性支付邹妻丧葬费3.8万元，另分三年补偿家庭损失7.2万元，总计11万元。调解书还特别注明“此系人道关怀，非责任认定”。

不得不说，当地法院对这起纠纷确实很用心。没有直接庭审裁定，而是采用了在当事人家门口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双方纠纷。据说现场还有村干部、村民等40余人参与旁听。如此说来，这次调解，应该也是一次普法宣传。

不过，最终11万元的“补偿”，还是让很多人心意难平。这样一笔大额支出，对于土里刨食或打工为生的农民来讲，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可能，张家需要好几年才可能补得上这个大大的窟窿。事实上，法院调解决定可以“分期付款”，应该是考虑到了他家的经济能力。

目前尚不清楚，张家为何一开始不接受邹妻9万元的索赔，却最后又认可了11万元的“补偿”。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调解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张家是怎么被说服的，均不得而知。即便张家最终同意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赔偿数字也过于沉重了。

邻居家有白事，邹某前去帮忙，却不幸突发心梗去世，从而又叠加了一桩白事，这确实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作为接受帮忙的主家，虽无主观故意，却也被动沾上这桩灾殃，邹某毕竟死在你家的事务上，不为完全无干、无辜、无责。适当支付一些金钱，既是对死者的一种补偿，也求得自家一份心安，并无不妥。

不少网友觉得，让主家一次性支付3.8万元的丧葬费可以理解，但继续追加7.2万元的“补偿家庭损失”，有些过线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司法调解应该兼顾双方的意愿，比如在“不赔”与“索赔9万元”之间酌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额度，岂能越调解数额越大？

站在法律角度，这起意外事故，双方都有责任。2022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无偿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被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也就是说，邹某出于好意去帮忙结果出了事，除了接受帮忙的主家有一定责任外，邹某本人有没有责任，也是需要明确的。如果邹某帮忙前未告知对方自己的疾病风险，也没有量力而行，本身是存有过错的；而张家没有拒绝，也没有了解邹某身体状况，同样存在过错。

惟有厘清各自责任，划分比例，才好谈补偿金额。如果一味强调邹某一方的损失，而避而不谈其责任，这样的调解难以让人信服。

当然，新闻报道比较简短，外人不知道，法院在动之以情的同时，是不是晓之以法理，把双方的责任说清楚了，张家才同意补偿11万。如果是这样，后续的宣传报道中，需要说明这一点，这样网友才不会觉得法院偏帮弱者，“谁死谁有理”。

村庄之内，邻里之间，相互搭一把手、出一点力，类似的“好意施惠”是传统美德，发生这样意外的惨痛之事，非人所愿。在善后处置上，理应根据实际情况，基于公平、诚信、公序良俗原则，多一些谅解，多一些谦让，充分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结合具体事件中的各方责任加以处置。既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也要确保不因处置而滋生新的麻烦。

看完新闻后，不少人说，接受“好意施惠”后要高额赔偿，以后还有人敢找邻居、乡亲帮忙吗？11万元的“人道关怀”，除了加剧村民之间的防范之心外，能让乡土社会的人情互助模式更坚韧吗？这恰恰是需要普法宣传的地方。从法律上来讲，“好意施惠”双方不会就彼此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但并不代表一方出事，另一方就不用承担责任。这就要求，每个人下次帮忙或被帮前，都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尽量避免意外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