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制度的经济背景
制度的产生具备一定的经济背景，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
在远古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制度。人们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算获得人生的成功。为了抵抗自然地威胁，人们聚族而居，共同谋生，共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宗族长老制定了一定的制度，要每个人遵守。那时候农耕文明尚未发展起来，渔猎也不是很发达。制度本身并没有太完善，只是族长说说，就算是制度了。后来有了文字，农耕文明才发展起来。人们有吃有喝了，就会干一些野蛮的事，或者说干了为非作歹的事。有句话叫做“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似乎有些道理，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来说，总归有些偏颇。
一旦形成某种社会形态，就一定会出现统治阶级，也一定会把巨大的财富收归统治阶级所有。不然，人人都占有财富，就不会有什么权威产生了。没有权威产生，人们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远古时期，人们需要英雄引导，需要敬畏神灵，到了后来崇拜皇帝，崇拜官员，本身就是制度文化的作用，而这一切都和经济发展有关系。当人类群体超过五十人，就要设立一定的制度来约束，不然总是发生作奸犯科的事，发生打架斗殴的事，甚至发生杀人越货的事，就不是族长能管得过来的了。但制度似乎并非突然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经济条件之上的。当制度本身成为一种群体标志出现的时候，就一定是在宣示某种经济条件，某种优势地位。
远古时期的三皇五帝似乎没什么好的待遇，只是某种象征，甚至并不存在。那时候的经济条件非常落后，人们会用简单的工具劳动，收成却不大。禅让制的出现，是最原初民主的形式，却没有发展下来。因为做皇帝并不清闲，甚至十分辛苦。天下不稳定，不是遭遇天灾，就是遭遇人祸。皇帝需要带头清除祸患，而且不能说自己很辛苦。如此一来，皇帝就成了操心劳力的人，虽然不直接种地，但并不清闲。到了分封制出现之后，土地已经成了皇帝一人的，可以分给皇帝的亲属。当皇帝的亲属变成诸侯的时候，诸侯统治的土地就成了生产力的代表，起码可以满足诸侯统治区域人们的生活。当诸侯统治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好了之后，就会对外扩张。要争夺土地和人口资源，不然就会因为诸侯统治区域人口增长而拖累经济。当然，也有诸侯统治地区经济发展不好的情况，被别的诸侯吞并，充分验证了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法则”。
不管是独立发展还是对外扩张抑或是被吞并，都是经济条件制约的结果。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出现证明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发动战争的事实，没有经济实力，无论如何也不能主动发动战争。或许，人类的天性里面存在着称王称霸的思想，就像猴山上的猴王竞争，最厉害的公猴在竞争中获胜，就可以做猴王。最厉害的诸侯王会在战争中获胜，而所谓的最厉害是有一定的经济发展策略，获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增加，才会在战争中获胜。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为了发展经济，不惜把很多妇女弄进青楼，称为“官妓”，为国家筹备钱财。为了增加人口，越王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奖励生育。一家生育一个男孩，国家奖励一头小牛；一家生育一个女孩，国家奖励一只小羊。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人口增多了，才有经济发展的可能。
秦朝大一统之后，实现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的目标。不过，秦朝的法律太严苛，经济发展也不是很好，有点敲骨吸髓的意思。诚然，统一六国之后，需要严刑峻法来稳定社会基本面，但经济发展不是严刑峻法能够限制的，而是应该给老百姓一定的自由，让他们留下一些余粮，却不是用严刑峻法直接作用，吸干他们的血汗，不给他们留下太多的活路。为了缓解这种敲诈带来的不利因素，也为了缓解过剩劳动力的危机，国家修建宫殿、陵墓、长城等大型建筑，要动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劳动力个体。在统治者眼里看来，这种劳动力的应用似乎可以缓解过剩劳动力的危机，掩盖无限制攫取民间财富的危机。大量的劳动力被消耗之后，可以留给民间更多的土地，而不是人口太多，土地不够用。只是，这种发展并不能长久，经济遭到了政治的反噬，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汉初经济发展吸取了秦亡的经验，注重休养生息，给民间经济一定的缓和时间，才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权贵们始终把持优质社会资源，老百姓只能在土里刨食。到了隋唐时期，才出现了科举，给民间知识精英提供上升通道，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政治舞台。之所以出现了政治上的改革，打破了权贵们对权力的长期垄断，就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生产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需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而世世代代做官的士族阶层已经日渐腐朽，不堪大用，需要民间知识精英进入统治集团，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也参与到国家具体管理事务中来。
当外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依然是封建国家，并没有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到了晚清，“落后就要挨打”的状况其实是经济落后，贸易顺差招来了外国侵略者。痛定思痛之后，革命者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还是伟人说的对，千百年来，老百姓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到现在，实现了。建国以后，土地改革完成，人们有了自己的土地，释放了劳动力，只不过发生了文革，算是政治对经济的再一次反噬。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之后，劳动力才真正得到释放。城市化进程完成之后，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再一次实现了伟大的经济转变。
不过，制度似乎也随着经济发展转变了。人们似乎都不太关注制度了，只关注自身的发展，关注自己是不是有钱或有权，似乎是一种进步，但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变得僵化，变得裹足不前，甚至经济停滞，需要在繁荣的表面看到内在的实质，看到西化之后的经济实力，以此为根据制定一些制度，而不能只看到虚假的繁荣，就贸然制定一些制度，甚至以为以后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