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花解禁的欢呼声里，交通运输地理学者王缉宪的一篇文章，撕开了公共治理领域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病灶：从地铁全员安检的排长龙，到铁路闸机验票的层层核验，诸多“宁紧勿松”的管制措施，正在以“安全”之名，吞噬着社会运行的效率，消耗着远超收益的公共成本。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轨道交通领域，这种“管控压倒效率”的治理逻辑，显得尤为刺眼。

内地地铁安检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的临时举措，却在赛事结束后摇身一变，成为“首都反恐长期战略举措”并全国普及。可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摆在眼前：中国地铁系统从未发生过恐袭事件，而那些经历过东京沙林毒气事件、伦敦“7·7”爆炸案的国家，依旧选择“外松内紧”的柔性防控——靠摄像头监控、便衣巡逻、可疑人员抽查，而非让所有乘客耗费时间排队过机。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铁路与地铁的验票制度上。实名制购票与全国联网的大数据体系，早已能实现对乘客身份的精准核验，可“人人刷票、层层检票”的流程依旧雷打不动。闸机设备的采购与维护、检票人员的薪酬支出、乘客排队的时间成本……这些叠加起来的投入，最终都转化为民众的出行成本，也挤压着铁路部门的盈利空间。

王缉宪将这种做法称为“斩脚趾避沙虫”。究其根源，是治理者对“零风险”的偏执追求，以及对风险概率客观规律的漠视。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绝对的安全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了防范万分之一的逃票可能，投入远超损失数十倍的验票设施成本；为了规避小概率的安全隐患，让所有乘客付出时间与精力的代价——这种“不计成本”的管控，本质上是一种低效的治理懒政。

从经济学角度算账，这笔买卖更是得不偿失。在我看来，安检、验票的高额成本，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旅行支出，直接降低了铁路部门的盈利能力。这些成本既没有转化为运力的提升，也没有带来服务体验的优化，只是沦为了“不出事”的政绩背书。更讽刺的是，当管制成本高到超出合理边界，反而会催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规避行为——就像王缉宪在印度火车站的经历，繁琐的购票流程最终形同虚设，民众早已用脚投票，选择了更便捷的方式。

尊重风险概率的客观规律，并非放任风险不管，而是要建立“精准防控+合理容错”的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飞速发展，早已为“差异化管控”提供了技术可能。基于全国联网的身份核验与风险等级预判，对高风险人员进行重点筛查，对普通乘客则以无感通行、随机抽查替代全员核验——这种模式既能将安检资源聚焦于真正的风险点，也能让社会运行回归效率本位。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打破“无原则追责”的枷锁，建立容错制度：承认小概率事故的客观存在，以应急响应机制兜底，而非用“一刀切”的管控，让所有人为极小概率的风险买单。

王缉宪在文章中提到，改革开放不仅要有做加法的制度创新，更要有做减法的勇气。在轨道交通领域，这种“减法”，就是剥离那些低效的非生产性管制成本，放弃对“零风险”的偏执追求。

毕竟，治理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不出事”，而是让大多数人在安全与便利之间，得到更优的平衡。当我们学会尊重风险概率的客观规律，用精准治理替代全员管控，用容错机制消解追责焦虑，轨道交通才能真正成为服务民众的高效纽带，而非被管制成本捆绑的沉重负担。

这不仅是轨道交通领域的改革启示，更是整个公共治理领域，需要正视的一道必答题。

作者 | 吴必虎 豆包

编辑 | 周晴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