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律师发朋友圈称，决定从2026年起，辞去泽博所主任职务，将逐步退出律师江湖，原因是接受谈话多了，时有屈辱感，感觉越来越不开心，明明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行动，却被指责不是律师该做的。

周泽律师的朋友圈，寥寥数语，勾勒出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的职业倦怠，更是一幅律师执业生态的某种现实图景，当法律规定的职责与现实中的“分寸”产生摩擦，那些最该在法治前线坚守的人，感到了手脚被捆绑的无力。

律师是什么？《律师法》写得清清楚楚，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三个“维护”，是律师职业的法定基石，也是社会寄予这个职业的厚重期待。然而，在周泽律师的叙述里，践行这些法定职责的行动本身，却成了需要被“谈话”、被审视、甚至引发“屈辱感”的缘由，这其中的落差，值得深思。

“谈话”二字，在中国特定的语境里，承载着复杂的重量，它可能是一次提醒，一次沟通，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规训。当律师因为尽职履职而频繁成为“谈话”对象时，释放的信号难免令人不安，法律的边界，是否正在被某些模糊的“分寸感”所悄悄重塑？律师的执业空间，是否在“大局”、“稳定”等宏大词汇下被悄然挤压？

当一个律师感到，依法为当事人争取权利、对程序瑕疵提出异议、推动个案正义的努力，都变得“不合时宜”甚至带有风险时，受到伤害的绝不仅是律师的职业尊严，更是公众对法律渠道的信赖。

律师制度，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安全阀”与“啄木鸟”，他们的角色，注定不是简单的“服务提供者”，更是公民权利的捍卫者、公权力运行的监督者、法律漏洞的发现者。一个健康的法治生态，应当能容纳甚至鼓励律师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最充分的辩护、最严格的较真。

因为律师的“较真”，往往能倒逼程序的完善、证据的严谨、判决的公正，把律师的手脚捆绑起来，追求表面上的“顺利”与“和谐”，实则可能掩盖问题，侵蚀法治的根基。历史一再证明，律师功能被削弱的时候，往往是权利保障最为脆弱的时候。

我们当然理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理解平衡多种价值的不易，律师的执业活动也必须在法律与职业道德的轨道内运行。但其中的尺度，应以明确、公开的法律法规为标尺，而不应是飘忽不定、令人无所适从的“谈话”艺术。当律师依法行事却需要反复揣测“言外之意”、顾忌“潜在后果”时，法治所追求的“可预期性”便已大打折扣。

周泽律师的退意，是个体的选择，更是一记警钟，它警示我们，法治的进步不仅需要完善纸面上的法条，更需要营造让法律人能够秉持初心、放心履职的职业环境。这需要权力的谦抑，对律师职业角色的真正尊重；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更好地成为律师依法执业的支撑后盾，而非单纯的管理者；也需要全社会对律师职业价值形成更深刻的共识，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法治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

别把律师的手脚捆绑起来，解开那些不必要的束缚，保护的不仅是周泽们的工作热情，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需要的法律铠甲。一个能让律师理直气壮地践行那三个“维护”的社会，才是一个更有安全感、更有正义期待的法治社会。

周泽律师的“江湖”或许将渐行渐远，但他留下的这个问题，应当被听见，并被认真对待，因为这关乎的，是法治这条大河的流向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