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文：舒生

1936年初春，鲁迅在给日本青年增田涉的信中，以近乎麻木的笔触写道：“上海尚暖和，我时常为报刊写点文章，然经检查官删削之后，都已支离破碎。”

这寥寥数语背后，是一个写作者最深的无力感。专横的审查制度下，那些呕心沥血孕育的文字，尚未面世就已残缺不全，如同被反复肢解的躯体。

那时鲁迅与朋友的一段闲谈令人唏嘘：“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

听了朋友的感叹，鲁迅的回应更显悲怆：“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

这种层层抽骨的痛楚，不仅是个人的创作困境，更是一个时代文化命脉被系统性阉割的缩影。

审查之笼

1930年代的上海，表面上是远东最繁华的都市，霓虹灯下却隐藏着一张无形的审查巨网。

鲁迅和几位同人创办的《海燕》杂志，因其鲜明的批判立场，很快遭遇厄运。他在信中透露：“《海燕》系我们几个人自办，但现已以‘共’字罪被禁，续刊与否未可知...此次所禁者二十余种，稍有生气之刊物，一网打尽矣。”

“一网打尽”四个字，道尽了那个时代文化生态的荒芜。

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1930年出台《出版法》，1934年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套完整的言论管控体系逐渐成形。

审查官们手握红笔，随意对文章进行生杀予夺，就像被收买的医生对待麻痹的病人。这些“文化医生”的诊断标准极为宽泛：批评政府政策是“煽动颠覆”，揭露社会不公是“破坏稳定”，讨论劳工权益是“宣传赤化”，甚至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反思也被视为“动摇国本”。

当审查官的红笔成为裁决文字生死的最高权威，当 “反动” 的帽子可以随意扣在任何不合时宜的思想上，文学便只能沦为无骨的侍从，说着 “不冷不热的东西”，在安全的真空里苟延残喘。

鲁迅曾讽刺道：“现在的审查制度，是连‘天气很好’都要怀疑是否有影射的。”

自我阉割

在外部审查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审查。当写作者在动笔之前就开始“抽去骨头”，文化的创造力便从根本上枯萎了。

鲁迅在给一位青年作者的回信中委婉劝告：“不过我还是不写文章好。因为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登载我的文字，我既为了顾全出版物的推行，句句小心，而结果仍于推销有碍，真是不值得。”

这段话背后是一个悖论：为了能让文章问世，作家必须主动削弱其锋芒；但过度削弱后，文章又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这种困境并非鲁迅独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普遍面临相似抉择：要么坚持立场而无法发声，要么妥协让步而失去本真。

茅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不仅要考虑舞姿，更要小心不要让镣铐发出太大响声。”

胡适则采取更为策略性的方式，在《新月》时期提出“要说真话，但要说得以让人听进去”。然而即使如此，他的多篇文章仍被删改或禁发。

笔名的考量

在严苛的审查环境下，鲁迅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抗争方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笔名游击战”。据学者统计，他一生使用过的笔名有两百多个。

“隋洛文”“何家干”“旅隼”“白舌”……这些看似随意的名字背后，是一个写作者为保留一丝言说空间而进行的智力游戏。

每一个新笔名都是对审查机器的一次小小嘲讽，是思想在铁幕下寻找缝隙的尝试。

鲁迅曾解释使用笔名的多重考量：“有时是为了避开检查，有时是为了试验不同风格，有时纯粹是为了让那些专靠嗅名字吃饭的检查官忙碌一番。”

这种策略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当真实姓名成为“敏感词”，创造新身份就成为延续言说的必要手段。但这也意味着，作者的完整人格被迫分裂成无数碎片，再也无法以完整的自我面对读者。

可怜的时代

国民党的文化控制，远比同时期的日本更甚。鲁迅在《准风月谈·前记》写道：“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山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糊和恍惚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

在这种审查制度下，伟大的作品如何顺产呢？鲁迅痛心地指出：“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这一洞察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批评，触及了文化生产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关系。

当文学作品因审查而变得“可怜”，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贫瘠。当思想的市场被严格管制，不仅供给方（作者）受到限制，需求方（读者）的品味和期待也被重塑。

读者逐渐习惯接受残缺的文本，将删节视为常态，将自我审查视为成熟，将不敢言说视为智慧。这种适应性降低，正是文化衰微的征兆。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在此得到印证：统治阶层不仅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社会，更通过塑造文化规范和共识，使被统治者自愿接受其统治逻辑。

在1930年代的中国，严苛的检查制度正是这种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

“滋阴壮阳”

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批判，本可为当时的社会“滋阴壮阳”——发现病灶、提出警告、促进改革。

然而当权者却将批评视为病毒，试图通过审查制度建立一套无菌环境。结果，社会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问题被掩盖而非解决，矛盾积累而非化解。

历史上，唐代之所以有贞观之治，离不开魏征等人的直谏；宋代文化繁荣，与“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营造的相对宽松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尽管各国也有审查制度，但如伏尔泰所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理念逐渐生根，为现代民主社会奠定基础。

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言论管控虽以“维护统一”、“抵御外侮”为名，实则削弱了民族精神的活力。当所有“稍有生气之刊物”都被“一网打尽”，剩下的只能是思想的荒原。

破碎中的抗争

尽管环境严酷，鲁迅及其同道并未完全沉默。他们发展出了一套迂回的表达策略：隐喻、典故、借古讽今、正话反说……

在《申报·自由谈》上，鲁迅用“伪自由书”作为专栏名，本身就是一种含蓄的抗议。他的杂文如同精巧的迷宫，表面谈论风月，实则针砭时弊；明明批判现实，却通篇不见“敏感词”。

这种写作方式要求作者和读者之间有高度默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加密通信”。当检查官看到的是无害的闲谈，知音读者却能解读出深处的呐喊。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反思极权主义时曾说：“在错误的生活中，没有正确的生活。”但鲁迅们试图证明，即使在错误的环境中，仍然可能有正确的写作。这不是直白的抗议，而是曲折的坚守；不是正面的冲锋，而是侧面的突围。

被禁止表达即被禁止思维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作家的个人困境，更是一种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的阵痛。

英国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免于干涉的自由”，后者是“实现目标的自由”。民国时期的检查制度，同时剥夺了这两种自由：既干涉表达，又阻碍通过公共讨论实现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法国思想家福柯对权力与知识的分析也启示我们：检查制度不仅控制说什么，更塑造怎么说、怎么想。当某种表达方式被禁止，相应的思维方式也逐渐从社会认知中消失。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言说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当文字可以自由流淌，思想可以自由碰撞，社会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当检查制度成为思想的枷锁，当批评声音成为禁忌，剩下的便只有支离破碎的文字、麻木不仁的灵魂和走向沉沦的时代。

鲁迅所经历的“支离破碎”，因此具有双重含义：表面上是文章被删改的破碎，深层是民族思维被割裂的破碎。当一个社会不能就重要问题进行完整、坦诚的讨论，其公共领域必然是残缺的，其集体智慧必然是受限的。

那些检查官或许以为，他们只是在删除一些“危险”的文字。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在删除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民族的思考能力，以及文明自我修正的珍贵机制。

国民党当局或许不曾想到，他们费尽心机的文化控制，恰恰暴露了自身的虚弱。他们以为删去批评的文字，就能掩盖社会的沉疴；以为查禁进步的刊物，就能扼杀思想的火种；以为迫害异见的文人，就能巩固统治的根基。但历史的吊诡在于，越是压制，思想的力量便越是顽强。鲁迅的杂文在删削后依然锋利，进步的书刊在查禁后依然秘密流传，两百多个笔名背后，是无数不愿沉默的灵魂。

如今民国的文网早已灰飞烟灭，但 “专横的检查制度下，一切都支离破碎” 的教训，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