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法律解释的确定性或客观性问题——这是法治的一个重要预设，也是法哲学的一个核心难题。

为了回答这一难题，作者引入了当代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的推论主义哲学，从法律论证视角出发，探讨推论语义学如何能为日常表达之意义的规范性和客观性提供恰当说明，又何以能适用于法律话语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本书尝试对法律解释理论进行重构，提出一种基于推论语义学的法律解释理论，进而为法律解释的确定性提供一种元理论层面的辩护。

法律解释的必要性（节选）

要想捍卫法律解释的理性，首先需要捍卫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关于法律是否必然需要解释，学术界有着长久的争议。理论上来说，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回答：第一，法律拒绝解释，几乎所有法律都无须解释就可以适用到个案之中（观点1）；第二，所有的法律都必然需要解释，没有解释就不可能确知它的意义（观点2）；第三，部分情况下法律需要解释，其他情况下不需要解释（观点3），例如，在简易案件中，法律规范无须解释就可以获得直接适用，只有在疑难案件中法律规范才需要解释。

这里以哈特（H.L.A.Hart）、朗·富勒（Lon L.Fuller）、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人关于法律是否必然需要解释的论辩作为例证。

英国法学家哈特提出了“开放结构”（Open Texture）方案：“在碰到正常情况时，一般化语汇似乎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而且我们似乎可以亳无疑问地，或者是‘自动地’确认其所包含的事例。这些单纯个案就是那些为人所熟悉的、在类似脉络中反复出现的事例，人们对于把分类词项适用于其上存有普遍的共识。”这一方案更接近观点3，即在简易情况中法律无须解释，只有在疑难情况中才需要解释。

假如某公园规定中有一规则“车辆禁止进入公园”，但对于“车辆”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并没有明确。在哈特看来，对于诸如货车、轿车、公交车等属于车辆的范畴，人们几乎没有争议，它们处于规则的核心意义空间或者属于标准事例，规则是清晰的，直接理解即可，无须解释，而它的适用则是一个演绎的过程。但对于自行车、轮滑鞋、玩具汽车、飞机等是不是属于车辆，人们却容易拿不定主意，这些事例处于规则的阴影地带，规则是不清晰的，它的意义需要解释（或决定）才能阐明，它的适用是一种裁量的过程。

哈特（H.L.A.Hart，1907—1992）

不过，在美国法学家富勒看来，哈特漏掉了一个重要问题：法律规则的解释和适用是与其背后的意图紧密联系的，不能离开规则的准确意图而确定它的意义。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在任何语境中都会保持不变的标准事例。如果人们认为存在规则的核心意义，那也是因为这一意义的任一表达都符合此规则的意图。

为此，富勒提出了一个反例：将一辆二战时期使用的卡车作为纪念物放在公园的行为是否违反规则。毫无疑问，“卡车”属于该规则中“车辆”的标准事例，但它应当被禁止进入公园吗？富勒认为，这需要诉诸规则的意图：如果该规则的意图是维持公园的安静或者保护散步者免受伤害，那么，既然这一卡车并不会破坏安静或伤害散步者，它就应该被允许进入公园。富勒显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制定法并不是法律，而仅仅是法律的渊源，它只有经过法官的解释和适用之后才成为法律。”制定法在得到适用和解释之后才能够获取它的意义，而这种解释也需要诉诸目的。因此，富勒的立场更接近观点2。

朗·富勒（Lon L.Fuller，1902—1978）

哈特事后很坦诚地认可了这种目的解释的重要性。他承认，他在制定法解释上的阐述不够清晰，不过，他也强调：“一个规则是否适用于某种特定事实情境的问题，与按照既定的语言惯习这一情境是否为那一规则的语词所决定的问题，并不相同。”也就是说，他认为，法律规则的意义是由语言惯习决定的，虽然在具体的个案情境中，根据惯习意义理解的规则，可能因为目的等因素被扩大或限缩适用范围，但这并不影响其意义由惯习决定这一主张。

同样在对哈特主张的批判中，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明确捍卫了这样的观点：法律并非“规则手册”，而是一种动态的解释性概念；法律需要解释，没有解释就不可能知道法律规范的意义。在他看来，在任何特定案件中，关于法律的每一种界定都是一种解释的结果；解释本质上是一种试图以最佳方式呈现其对象的努力，其中必然包含评价性的考量。法律体系应被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裁判者需要以“建构性解释”寻找最能符合既有法律实践与道德原则的答案。其“任务是使文本尽可能最佳，因而你会选择的解释，是你相信会使该作品更有意义，并在其他方面更好的解释”。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将目的赋予某一对象或者实践，以便使之在其所属的类型或者种类中，成为最佳可能的例证。也就是说，在全盘考量的基础上，哪个解释能从更好的角度把这个客体或者实践表现出来，这个解释就是最佳解释。他提出了用以建构最佳解释的两个标准：一个是符合（fit）标准，这个标准要求法官的判决与过去的法律决定相符合；另一个是证成（justification）标准，即在所有通过符合维度的解释选项中最具整全性（integrity）的解释。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

美国法学家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则更加更清楚地表述了哈特、富勒和德沃金争论的后设理论问题，即法律实证主义不可能接受法律总是需要解释的观点，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结果不可能是法律解释的结果。基于这样的理论立场，马默对德沃金和富勒的观点进行批判。他的观点与哈特有诸多相近之处，但在我们看来，他实际上所捍卫的是一种更加接近观点1的主张：多数法律规范意义的获取都无须解释。在他看来，只有在没有相关语言惯习或规则来确定语句的内容时，解释才是必要的；而在常规情况下，依靠惯习就可以理解法律规范的意义，无须解释。

更为重要的是，与日常话语常有“话外之意”（语用丰富的内容）不同，在法律语境中，在立法中，语用丰富的内容是一种例外，而不是常态。由于立法者深知，制定法文本需要向那些有着广泛分歧的受众传达清晰的法律内容，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且要接受法律人和法院的严密审查，因此，立法者会避免传递出“法外之意”，立法文本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就是法律所表达的内容。所以，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惯习或规则理解制定法的意义，即使在制定法意义不够明确时，语境也足以使立法者想要通过文本表达的意义变得清晰。法律是不需要解释即可适用的。

不难看出，这些观点之争的背后都有其实质性的立场分歧，但稍加分析之后又不难发现，这些论述中对于“解释”的界定，也许未必是完全相同的。

（本文节选自本书第一章“法律解释的传统学说”）

内容简介

良法善治要求法律话语的意义是明晰的、确定的、连贯的、可理解的，同时受众对此有相对一致的理解，以及恰当的争议解决方式。这背后必然有着某种语言机制的保障，否则便很难解释“法律的统治”是如何实现的。因此，法律解释研究必须重视语言的内在结构。本书通过引入当代哲学家罗特·布兰顿的推论主义理论，探讨推论语义学何以能为语言表达之意义的规范性和客观性提供恰当说明，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种以理性证成模型为核心的法律解释理论，为法律解释的确定性提供一种元理论层面的辩护。

作者简介

宋旭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特聘研究员，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教育部、司法部等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专著1部，译著2部，并在《比较法研究》《现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文章50余篇。

明律文丛·丛书简介

“明律文丛”由深圳大学法学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十余年来，深圳大学法学院始终肩负为特区发展、大湾区与法治先行示范区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的使命，累计为国家输送近万名法律英才。本文丛是学院推进高水平法学学术建设的重要载体，亦是深大法学人传承学脉、回应时代的精神结晶。文丛之名，源于学院办公楼“明律楼”，寓意“明辨法律”。文丛聚焦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鼓励具有原创性、基础性的法学研究，旨在产出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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