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技术正深刻重塑数字内容经济发展生态。一方面，AI全面赋能数字内容产业，推动其向智能化、个性化、融合化方向演进；另一方面，数字文化产业展现出较强的就业创造能力。尽管数字内容经济在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结构升级方面作用显著，但其统计监测面临诸多挑战。这主要源于现行统计核算体系与新兴业态不匹配、数字内容产业价值链复杂多元、免费服务难以量化估值、数据资产确权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对产业实际贡献的准确衡量。为促进数字内容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建议从以下七个方面着力推进：第一，坚持“人民为本、品质为先”的内容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第二，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第四，推动跨界融合，赋能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第五，科学认识并发挥数字内容产业的就业创造功能；第六，构建现代统计体系，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机制；第七，推动数字内容产业国际化，提升全球竞争力。

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数字内容经济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对数字内容产业的重塑作用及机制。他指出，人工智能正从五个方面推动产业变革：一是推动技术变革，实现高质量内容的快速生成。这不仅改变了传统创作方式、提升了创作效能，也增强了用户与内容之间的互动性与沉浸感。二是重塑生产流程，在创作阶段基于用户画像和市场需求智能推荐主题，在生产阶段优化流程提升效率，在分发阶段依据用户行为和兴趣实现精准推送与个性化推荐。三是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促进跨界融合。四是创新数字内容消费模式，推动个性化服务发展，通过提升内容质量扩大消费空间、增加网络用户规模，并催生云展览、云音乐会等新型虚拟文化产品。五是推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方式变革，催生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刘春长重点阐述了文创产业赋能传统产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传统产业普遍陷入“价格战”等内卷竞争的背景下，文创品牌能够通过赋能传统制造业提升产品附加值。例如，借助电影、游戏、网红推介等方式，塑造中国汽车与城市的高品质、有格调的形象，潜移默化地增强国内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优质形象的认同，进而激发其为“品质生活”付费的意愿。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魏鹏举围绕“新质文化生产力”与“新大众文艺”两个核心概念，重点探讨了文化产业在赋能实体经济和提升民生福祉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其一，在实体经济方面，“文商娱体”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城市“老树发新芽”的重要路径；此外，“泡泡玛特”的成果印证了“文创产业”+“中国制造”的强大协同竞争力。其二，在“新大众文艺”方面，他以网红博主“西北农人”为例，说明互联网如何使普通农村女性通过展现其日常农耕生活获得广泛关注，并指出“新大众文艺”的根本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使大众从被描写的对象转变为创作的主体，由此可见，数字内容产业正赋予普通民众站上舞台中心的能力与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智慧治理学院副院长、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许伟从技术演进角度分析了新技术对数字内容产业的影响。他指出，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已为产业发展奠定基础。未来随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技术的成熟，将进一步增强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创造更丰富多元的内容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邹静娴指出，应明确区分“游戏”与“游戏产业”两个概念，后者涵盖范围更广，并将在未来发展中发挥三重作用：一是引领硬科技创新，如推动显示设备、算法等技术发展，践行科技向善理念。二是拉动内需，游戏不仅能直接催生展会经济（如“王者荣耀”主题展、Cosplay展会等），还能带动影视取景地、故事发生地的文旅发展，且所需地方资金投入较少；此外，数字内容经济也孵化了新的消费模式与理念，如早期QQ币、游戏币的使用即是中国消费者对虚拟产品付费意识的初步萌芽。三是促进文化输出，通过低敏感性的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她认为，游戏作为文化输出媒介具有独特优势，其在美感与愉悦度上的普适性，使海外受众无需具备深厚的背景知识，即可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产品。

二、全面、客观地认识数字文化产业的就业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授曾湘泉基于文献研究、实地访谈及实证分析，系统阐述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就业创造机制与规模。研究发现，仅游戏、电竞、直播、文学四个领域即可创造约3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全职就业约1145万人，对稳就业贡献显著。他指出，不同领域的就业创造机制各具特色：游戏产业就业链条长，涵盖美术、程序、测试等岗位，并衍生出游戏直播、网吧运营、陪玩、代练等业态；电竞产业辐射带动效应强；直播行业创造主播、运营、内容审核等多元岗位；网络文学则培育了大量创作者并带动衍生就业。总体来看，数字文化产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对人力资本有较高要求，尤其是在研发领域。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中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推动产业转型。同时，他也呼吁关注AI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指出传统岗位需求可能缩减，而新兴职业将不断涌现。

中国人民大学双碳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郑㼆从生产函数重构的角度出发，探讨了AI对数字内容产业的影响。他指出，应明确区分“职业”与“任务”两个概念：AI 并非直接取代整个职业，而是通过解构职业结构，将其中可编码、重复性高的任务实现自动化。这意味着，未来劳动力若仅依靠熟练度将难以维持行业竞争力。短期内，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技术性失业，但从长远来看，将推动人才结构向更高层次升级。此外，他还强调，AI除替代效应外，还具有显著的市场扩张效应。这是因为AI带来的降成本、提质量作用可进一步激发规模化需求。在需求弹性较高的情境下，这种扩张效应甚至可能抵消乃至超过替代效应；同时，AI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形成强互补关系，不仅拓展了劳动效率的边界，也放大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果。例如，AI 生成工具和编码工具显著降低了数字内容跨平台移植和多版本测试的成本，从而拓宽了市场边界、提升了“超级明星”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与回报。在资本要素方面，AI 推动了通用技术资本与应用层资本的明显分化，如通用技术资本因算力与基础模型所需的高固定成本而趋于高度集中，进而形成寡头格局，价值逐渐从终端产品环节向底层技术和工具层转移。相比之下，AI 降低了应用层的固定投入和个性化内容的边际成本，使生产性资本更加分散。这一变化既加剧了同质化竞争，也为中小企业进入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借助长尾产品实现差异化竞争提供了可能，并推动产业组织形态从纵向一体化向项目制与平台化协作转变。由此，市场从依赖少数“爆款”转向满足海量超个性化需求的长尾结构，同时也催生了服务细分社群的内容策划与文化运营等新型岗位。

三、关于数字内容产业统计核算的难点、堵点与突破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副教授张钟文重点分析了数字内容产业在统计核算方面面临的难点与可能的突破路径。他指出，数字内容经济具有虚拟化、边界模糊和跨行业融合等特点，使现行统计核算体系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产业分类标准滞后，难以有效捕捉新业态；二是产业价值创造链条复杂，导致产出界定困难；三是免费商业模式日益普及，造成价值低估。免费内容虽不直接向用户收费，但通过广告、注意力经济或数据交换等方式实现价值转化，传统支出法核算无法真实反映其经济贡献与福利创造。

对此，他提出三方面创新思路：一是在企业层面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并在宏观层面完善数据要素统计核算；二是探索免费内容价值测度方法，对国民账户（SNA）体系下的消费测度进行补充；三是构建数字内容经济卫星账户体系，基于价值链系统评估产业发展，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撑。

四、数字内容产业出海

德勤中国咨询战略并购合伙人孙寅从企业实践角度分享了数字内容产业国际化的策略建议。她指出：第一，文化企业出海思路应更加开阔，除了“讲好中国故事”，也可采取“生而全球化”策略，通过淡化文化差异、聚焦细分场景实现国际化，例如，某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市场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切入当地重视婚礼的场景需求；第二，中国企业应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从“好学生”到“好老师”的转变，主动输出在AI应用、数字分析等领域的优势能力；第三，在运营模式上，中国企业出海正从代理销售向全球运营配置演进，应加强全球资源整合，善用并购与合资方式，注重国际化人才特别是法律人才的储备。同时，她强调合规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要采取数据隔离等风险控制措施。在AI应用方面，她认为知识管理是提升AI效能的核心，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内部知识库系统以支持组织转型。

五、促进数字内容产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促进数字内容产业健康发展，王一鸣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同时，他强调技术应服务于内容，通过创新丰富和提升文化产品的内涵与品质。二是充分发挥数字企业头部引领作用，培育具备产业链整合能力的大型集团。三是提升内容价值，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讲好中国故事。四是推动跨界融合，促进数字内容与文旅、金融、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五是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标准体系建设。

刘春长指出，中国在AI应用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应把握这一发展机遇。在国际化方面，他建议将中国现代化成就与传统文化融入文创产品，借助数字形态提升文化影响力；在政策监管方面，他呼吁营造更加包容的环境，完善针对AI生成内容的版权认定与利益分配机制，支持中小创新型企业发展。

魏鹏举强调，数字内容经济不仅是产业课题，更关乎人民精神力量的增强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其健康发展应立足三个根本：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二是强化科技向善，引导技术发展符合人类根本利益；三是着力投资于人，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文化数字资源资产化、智能化，构建高质量文化数据集；培育新质文化生产力，引导网络文学、网剧、网游等新业态健康发展；促进数字内容产业内需增长与外贸拓展，推动数字内容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文化+”行动带动实体经济。

曾湘泉就促就业目标提出四方面建议：深化对数字文化产业就业创造能力的认识，打破传统偏见；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制定岗位能力标准与课程标准；构建数字文化就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动态监测市场供需；加强政策配套研究，创新社会保险制度，保障从业人员权益。

【撰稿人：邹静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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