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

12月1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欧盟、中国是当今世界三大力量，英国缺乏对华接触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英国需要加强对华交往、与中国开展贸易与合作。同时，他声称中国对英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英方将继续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斯塔默“经贸上靠中国，安全上防中国”的割裂论调，体现了英国外交的善变与逐利，更体现了其对华政策基调的两面性色彩。

善变性和逐利性一直是英国外交的鲜明特点。自17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初步形成以来，英国的外交手段使其在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博弈过程中，可以及时调整其利益导向和结盟对象，为其成功扮演“离岸平衡手”、维持“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自二战结束以来，英国的综合国力大不如前，其“灵活”的外交手段，也就成为其在冷战背景下为本国争取利益最大化与国际影响力、以中等体量扮演“全球战略平衡手”的重要方式。在12月1日的演讲中，斯塔默提到中英关系从卡梅伦时期“黄金时代”到特拉斯时期“冰河世纪”的剧烈变化，表示英国未来对华政策将不会遵循上述路线，而是寻求新的方案——这反映的是英国对外政策一贯的善变特点。斯塔默提到需要出于经济目的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则是逐利性的鲜明体现。

然而，英国外交的善变和逐利背后，仍然有着难以改变的根本性逻辑，即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与美国在地缘政治战略上的严重捆绑。这一逻辑也在斯塔默既说中国坏话、又试图争取商业利益的两面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西方制度与思想理念的发源地之一，英国对于所谓民主的执念和鼓吹，以及对意识形态竞争与对抗的强调，仍深深嵌入其对外交往逻辑之中。而从英美特殊关系的角度看，英国自1941年《大西洋宪章》签署以来就把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作为维护该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支柱，其二战结束后的国际战略布局也贯彻了这一决定。因此，英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底色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无法动摇的“政治正确”，亦是英国议会内、战略界批评与审视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逻辑与“合理性来源”。从某种程度上讲，英国外交的善变性与意识形态色彩的交织，也体现出其自二战以来未能随实力下降而相对应降低其“怀旧主义”心态。英国政府提出的“全球英国”概念，以及英国对亚太事务的不断干涉等行动，就是这种落后于时代的思想的反映。

可见，斯塔默谈话中表达的，是一种在西方话语和逻辑下抹黑打压中国，同时又试图在经济上获得利益，并在全球治理层面谋取中国配合的“既要又要”心态。事实上，英方在政治上的对华负面态度，意味着已经将自己摆在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不仅为进一步在经贸、科技、政治等方面的负面言行进行舆论准备和张目，而且损害中英之间好不容易恢复的互信和互动。若英方继续不断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试图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核心利益，英国商界与中国在各领域扩大合作、开拓市场的进程也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帮助英国商界在国家安全基础上拓展商业利益”的想法只会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任何国家的外交都需要积极识变、应变甚至是求变。英国的对华政策需要承认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现实，如果其依然选择执行僵化、过时的对华战略，只会让中方加强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从而消耗其本就不多的战略信誉。英方试图以“二元”对华政策为基础发展对华各领域合作，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斯塔默在演讲中提到，英方不想要中英关系的“冰河期”，但如果英国的对华政策两面性转化为对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的损害，那么其对华政策的发展走向必然脱离英国政府的掌控，并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英方应当认清形势、端正心态，理性友善对待中国发展，奉行积极务实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英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这才是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明智之举。（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