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知产类恶意诉讼面临法律适用难点，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为“碰瓷式诉讼”提供指引。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加强诚信建设治理恶意诉讼工作纪实》和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一起涉及“行车记录仪”专利恶意诉讼案中，法院明确专利恶意诉讼的“全面赔偿原则”，首次清晰界定了恶意诉讼中被诉方的损失范围。

案情显示，顺某公司与雄某公司曾先后为博某公司代工生产行车记录仪产品。其中，雄某公司在代工期间，为博某公司完成了6件涉案专利的技术及设计方案，并以其实际控制人许某、关联公司八某公司监事陈某的名义申请专利，后续将专利转让至八某公司名下。

2022年起，博某公司将代工业务转至顺某公司，这一变动引发连锁诉讼。八某公司以顺某公司侵犯其6件专利为由，先后3次提起18件专利侵权诉讼，却无一胜诉。诉讼期间，八某公司还申请财产保全，导致顺某公司资金被冻结；顺某公司为规避法律风险，不得不拒绝博某公司发送的采购订单，承受了直接的商业损失。

涉案6件专利的效力问题成为案件关键。经法院一审查明，2件专利因申请前已销售丧失新颖性被宣告无效，2件因与博某公司在先注册商标冲突被宣告无效，剩余2件虽维持有效，但雄某公司在知晓博某公司将业务转交顺某公司后，已向博某公司交付专利设计图并达成利益合意，顺某公司据此获得合法使用权。

最高法在二审审理中指出，八某公司明知涉案专利存在效力瑕疵，且顺某公司对有效专利拥有合法使用权，仍频繁提起诉讼，其目的是利用司法程序打击竞争对手，主观恶意明显，已构成权利滥用。

最高法表示，此类案件中，关于“怎么识恶”“怎么定恶”“怎么惩恶”，均存在着一些法律适用难点。如何识恶？该案二审判决认为：“判断起诉人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是否构成恶意诉讼，应该对其行为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整体考虑，既要考察其提起的诉讼是否缺乏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例如涉案专利权是否应属无效等，又要考察其权利由来、诉讼请求、起诉时机、诉讼行为等的合理性、正当性。”

如何定恶？该案二审判决认为，对于涉及多次、批量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是否主观上存在恶意的审查，“可以从专利技术方案（设计方案）的产生、专利权的申请、侵权诉讼的提起时机以及诉讼中起诉人的具体行为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判断”。

如何惩恶？该案二审判决指出：“恶意诉讼发生后，被起诉人因担心侵权行为扩大，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行为主动放弃商业机会，拒绝客户的合同或订单，由此遭受的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与恶意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起诉人有权要求起诉人赔偿。”

澎湃新闻注意到，该案不仅支持了顺某公司在18件被诉专利侵权诉讼中支出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还支持了顺某公司因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遭受的利息损失，以及出于规避法律风险考虑拒绝博某公司的订单遭受的合理的预期利益损失。

“该案的核心突破在于明确了恶意诉讼的赔偿范围。此前，司法实践中对恶意诉讼损失的认定多集中于律师费等直接开支，而对被诉方丧失的商业机会等间接损失较少支持。”最高法认为，恶意诉讼的损失应包括“本来不该有却有了的支出”（如律师费、财产保全资金利息）和“本来该得却没得到的收入”（如被拒绝订单的预期利益）。法院结合博某公司订单的明确价格和数量，核算出顺某公司的综合损失已超出其主张的100万元，最终全额支持其赔偿请求。

最高法院知产法庭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庭长郃中林表示，最高法将继续秉持“任何人均不得因不法行为而获益”和不使非诚信者渔利的诚信保护司法理念，严厉打击恶意诉讼，让不法行为人付出沉重代价，同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当事人诚信行使诉权，不断推进知识产权诚信和诉讼诚信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