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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内，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在监狱中平静地接过毒酒。

苏格拉底，这位被雅典民主法庭判处死刑的哲学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与弟子探讨正义与法律的本质。他可以选择逃亡，却选择饮下毒酒。这不是为了服从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而是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

这个充满悖论的历史场景，揭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当法律背离正义时，我们究竟应该服从什么？

恶法非法：当法律背离正义的本质

法律究竟是什么？是权力者书写的条文，还是深植于人性深处的道德律令？公元4世纪，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给出了经典回答：“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这一观点奠定了自然法传统的基石：法律必须符合正义，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从词源学视角看，中文 “法” 字古作 “灋”，含 “去不直” 之意，本身就镌刻着正义基因；西方 “law” 源于古日耳曼语 “lag”，意为 “固定的准则”，而准则的核心只能是正义。正如李德顺教授的论断：“脱离正义的法律，不过是权力的附庸，根本不配称为法。”

历史上，那些背离正义的法律，无论包装得多么精美，最终都被证明只是统治的工具。纳粹德国时期，一系列歧视、迫害犹太人的法律被精心制定，从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到后续的补充法令，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种族主义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在形式上符合立法程序，在实质上却彻底背离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良知。

亚里士多德早就警示：“法律应是无感情的理性”，而工具化的法律恰恰充满了统治者的私欲与偏见。邓小平同志更是深刻指出：“搞人治危险得很，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当法律沦为践踏人格、压制理性的工具，当 “不应为” 等罪名成为统治者滥权的借口，社会便会失去存续的道德根基，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面对“我只是在执行法律”的辩护，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义正词严：“有一些行为是如此明显地错误的，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都不应被允许以法律的名义实施。”这一立场确立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正义是法律有效性的前提。

中国传统智慧对此也有洞见。《管子·明法解》指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但法律要成为真正的“仪表”，必须“顺天道”，即符合普遍的正义原则。

背离正义的法律，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桎梏和人格的践踏。美国作家梭罗因抗议奴隶制而拒绝纳税入狱后，写下了《论公民的不服从》：“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做我认为正确的事。”这种基于个人良知的抵抗权，正是对不公正法律的最有力抗议。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无数看似“合法”的法律制度将种族歧视制度化、精细化。曼德拉在法庭上的陈述至今令人动容：“我珍视民主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和谐相处，拥有平等机会。这是我希望能为之活着并努力实现的理想。但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这些历史共同印证了一个真理：不符合正义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戴着法律面具的魔鬼。

人性异化：当法律沦为专制的面具

将法律工具化的最大悲剧，在于它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极权社会里，法律不再是保护权利的屏障，而成了全方位控制人民的工具。小说中“真理部”篡改历史、“仁爱部”实施酷刑的描写，正是对法律工具化的最深刻批判。

古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过程中，法律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共和国时期，法律被认为是公民之间的契约；帝国时期，法律逐渐变成皇帝意志的表现。“君王不受法律约束”的原则确立，标志着法律彻底沦为统治工具。正如法学家乌尔比安所总结：“国王喜欢的就具有法律效力。”

这种法律工具化思维在20世纪达到了顶峰。苏联斯大林时期，法律成为消灭“人民敌人”的工具；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法律被简化为农奴制的实施细则。无数的历史都在印证一个文明的常识：一旦法律失去正义内核，再完美的法律技术也无法阻止社会堕入野蛮。

现代社会，法律工具化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当知识产权保护沦为跨国公司的垄断工具，当反恐法律成为大规模监控的借口，当行政执法成为打压异见的手段，法律就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保障人权的初衷。

法治内核：正义最合乎人类根本利益

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持续繁荣，而另一些社会虽盛极一时却迅速崩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察至今发人深省：“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以正义为原则来设计，其内部成长就会导致它的崩溃。”

正义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是因为它回应了人性深处对公平的渴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表明，当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满足后，对尊重和公平的需求就会凸显。一个正义的社会，能够让每个成员感受到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受到保障，从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总结到：“夫国之称宝者，莫大乎正义。”明确将正义视为国家最珍贵的财富。经济学研究为这一古老智慧提供了实证支持。

世界银行的多项研究发现，法治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但进一步分析表明，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不是法律条文的数量，而是法律体现的正义程度。那些产权保护完善、合同执行公正、机会分配公平的社会，创新活力和投资意愿明显更高。

从社会成本角度看，正义是最有效的“社会润滑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中强调，正义应当关注提升人们的实质自由。一个正义的社会通过建立公平的规则，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样的社会人们不需要为每一次交易进行繁琐的谈判，不需要为权益保护投入过多资源，从而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

不符合正义的利益都是真正的利益，这种利益或许能带来短期繁荣，但无法支撑长期发展，正如污染企业可能获得一时利润，却要以环境破坏和公共健康为代价，最终全社会将付出更大成本。

1945 年《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将 “维护国际正义” 列为核心宗旨，这个设计绝非偶然。人类终于在血与火的教训中明白：正义是国家与社会存续的底层逻辑，符合最广大群体的长远利益。

良知之光：每个人的灵魂立法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这句名言，揭示了良知作为内在法律的永恒魅力。

如果说正义是最高的法律，那么良知就是这部法律在每个人心中的原型。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激昂陈词：“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就是对人格的放弃，就是对道德义务的背叛。”这种权利意识，正是良知的觉醒。

良知作为内在的法律，往往比成文法律更能指引人走向正义。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绘的冉阿让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良知如何超越法律条文实现更高正义。警长沙威代表法律的绝对性，却最终在良知与法律的冲突中投河自尽；而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从法律意义上的罪犯转变为道德上的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良知一直被视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依据。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良知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为“致良知”学说，强调“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历史关键时刻，往往是普通人的良知选择改变了社会进程。1955年，美国蒙哥马利市，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她说：“我受够了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这一基于良知的不服从行为，点燃了美国民权运动的燎原之火。

在当代社会，培育良知比背诵法律条文更为根本。当医生面对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患者，当企业家在合法避税与社会责任之间权衡，当普通人在举报违法行为与保护同事之间抉择，在这些没有明确法律指引的灰色地带，良知成为了最可靠的罗盘。

法律会随时代变迁而修改，权力会因历史更迭而交替，但正义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永远是照亮文明之路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