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税收优惠和供应链回流补贴（如30%税收抵免）加速制造业回流，但这些措施在短期内面临多重挑战。 ]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医药市场之一，不仅是我国生物医药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也是技术合作的重要伙伴。国产药物和医疗器械的全球化进程离不开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同时，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链中的某些上游原料、核心部件和关键设备也依赖于美国供应。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意味着任何政策变动都将对双方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中美贸易面临特朗普2.0政府提高关税、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三重政策挤压。这些政策变动不仅压缩了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空间，还暴露了我国在“技术—设备—市场”的三重依赖困局。因此，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并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以增强产业的韧性和竞争力。

特朗普2.0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1月重返白宫第一天，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全面升级对华遏制战略。该文件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在特朗普1.0基础上深化对中国进一步打压，全面覆盖关税、知识产权、进出口、技术和投资等领域，多方面推动供应链对华脱钩，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首当其冲。特朗普2.0政策概述如下：

（一）继续贯彻“美国制造”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通过对进口自中国的生物医药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增加中国企业对美出口成本，倒逼跨国药企转移在华产能。通过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尤其是原料药、中间体、低值耗材等美国对外依赖性较强的产业，以提高美国本土先进制造能力。高筑政府采购壁垒，《医疗产品本土化法案》强制要求联邦医保在采购中优先选择美国本土产品，限制中国产品参与竞标，直接冲击了中国药企在美市场份额。

（二）贯彻“去中国化”政策，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FDA监管壁垒升级，加强对中国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审查标准，延长审批时间，增加国产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入美国乃至国际市场的难度。扩大对涉及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第三国企业实施制裁，扩大《生物技术实体清单》适用范围，禁止使用美国设备或技术的企业服务中国药企，扩大对华经济封锁范围，阻断全球合作网络。并且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活动，阻止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在美上市或融资。

（三）“小院高墙”转向“大院高墙”，技术冷战升级。美国通过加强出口管制，扩大对华出口管制清单，涵盖了更多的生物医药技术和设备，如基因编辑工具、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等。更是强制要求外国企业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必须向美国政府申报并接受审查，直接切断了中美产学研合作通道。最后，美国关闭NCBI（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核心生物数据库的对华访问权限，限制中国科研人员获取最新的生物医学研究数据，使得中国科研机构难以获取最新的国际生物医学研究成果，影响了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合作。

特朗普2.0政策面临的挑战

上述政策目的清晰，通过产业脱钩以保护和建设本土化产业供应链体系，且延缓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窗口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一）制造业回流是长期战略，短期内通过政策干涉存在结构性矛盾。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税收优惠和供应链回流补贴（如30%税收抵免）加速制造业回流，但这些措施在短期内面临多重挑战：关税会提高进口产品价格增加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可能引发其他经济体的报复性关税，进一步提高美国产品的出口成本。美国对多个经济体的关税以及投资限制政策也大幅降低了美国供应链的效率，使得产品生产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成本最优以及效益最大化。且美国本土工厂重建需5~10年的产能爬坡周期，这一时间跨度挑战了特朗普政府四年任期后的战略可持续性。而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已形成高效的产能体系。且当前美国本土的中低端制造业呈空心化，技术工人存在断层，中美之间的人力成本差异也难以在短期内弥补。

（二）全球医药产业链深度融合，中美合作在持续加深。生物医药产业涉及基础研究、药物研发、临床试验、生产制造、质量控制、市场流通等多个环节，其复杂性和高度专业化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以独自完成全产业链生产。中美在生命科学领域商业与学术领域的广泛合作也在不断加深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持续流动整合，推动两国生物医药产业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因此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在对抗中的合作，在合作中对抗。特朗普政府四年任期难以重塑深度融合的产业链关系。

（三）医药研发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使得单纯的技术封锁困难。不同于半导体、计算机等领域，切断关键硬件设备的供给就可以大幅限制该领域的发展空间。生物医药的研发生产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和多样性的技术路径。单纯的技术和设备限制难以阻止国内创新医药研发的技术迭代。即使在某些关键技术受限的情况下，中国企业仍可以加大在其他相关领域的投入，如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等，从而实现技术突破。

（四）难以构建同等水平的替代供应链。中国CXO（医药研发生产外包服务）企业在产能覆盖、成本控制、交付能力等诸多核心环节都具备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企及的竞争优势。且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很难找到与中国供应链同等水平的“替代”。

（五）资本流动遵循市场机制。尽管美国政府试图打压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但资本流动仍然主要遵循市场机制：资本必定向更高利润回报的区域流动。中国14亿人口基数下的市场红利带来了投资的高额回报，使得美国政府的打压企图难以被市场全面贯彻。中国市场蕴含的巨大商机必然吸引众多国际资本的关注，即使在政策压力下，仍有大量外资倾向于持续投入国内市场。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面对挑战的建议

面对当前国际竞争格局，中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确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技术突围：核心始终是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高附加值产业是对抗关税价格战的有力战略，能够有效抵御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通过强化本土创新能力，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等方面的重大突破，推动新兴科技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迭代升级。通过建立健全符合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特点的投资机制，整合政产学研企多方资源，建立新型研发体系，集中各方力量攻关核心技术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构建技术转化机制，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二）供应链建设：推动本土化和国际化供应链双循环。加快供应链本土化建设，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并确保国内医药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自主可控。推动企业进一步优化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效率，通过加强与国内供应商的合作，扶持国内供应商的成长和发展，助力其提升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逐步建立起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销售的完整供应链网络，降低对国外关键组件的依赖，从而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对外全球铺设供应链，建设海外生产基地，对外输送资本和人才，分散供应链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增强全球布局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确保在全球范围内具备抗风险能力。

（三）市场开拓：多元化出海策略。优化出口区域布局，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调整“一地独大”的单一市场出口结构。积极探索新兴市场的机会，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关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医疗需求变化，抓住机遇进入这些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积极寻求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合作与交流，提升全球生物医药供应链话语权与竞争力。同时利用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带来的便利条件，促进双向投资和技术转移。

（四）话语权构建：参与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技术联盟，与其他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积极参与国内外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

严格按照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来提升研发、生产与质量控制的整体水平，确保产品质量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同时积极申请各类国际认证，获取更多的国际认证和信任。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和技术转移，提升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谢江涛系广州金墁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勇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