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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加州高铁在PPT上正式面世，计划连接洛杉矶和旧金山，预算最初约330亿美元。

然而，十多年过去，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线路，目前仅建成171英里（约275公里）的测试段，耗资已超过110亿美元，而且仍面临遥遥无期的竣工日期，不断攀升的成本估算如今已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中国在短短20年间，建成了总里程超过4.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超过全球其他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从内蒙古的戈壁荒漠到珠三角的阡陌纵横，高铁飞驰的身影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惊人的“速度落差”？

最近，一个名字在美国智库和媒体圈中频繁被提及，那就是斯坦福的学者Dan Wang(个人网站放在原文链接处)。他刚刚出版了一本《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 》，深入剖析了中国“工程国家”模式的著作，以及其中提出的前瞻性建议，正引发着大洋彼岸的热烈讨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大西洋、Bloomberg，NPR，Vox纷纷出文章，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各界集体“恶补”的焦点。

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中国发展密码，

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与警醒？

工程国家与效率至上

Dan Wang的核心观点，围绕着中国作为一个独特的“工程国家”（Engineering State）特质展开。他指出，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文化底蕴和发展路径，共同铸就了世人瞩目的“中国速度”。

他观察到，从DXP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工程师背景的精英占据了重要位置。以现任领导集体为例，多位都拥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教育背景。

这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精英以律师背景为主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数据，美国国会约有40%的成员拥有法律学位，而总统从奥巴马到拜登，皆是法学背景出身。

工程师思维的特点在于：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制定清晰的蓝图、追求效率和可衡量成果。这种思维在国家治理层面，体现在通过五年规划等顶层设计，集中资源、快速决策，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

他将其比喻为一种“大锤”式的、自上而下、高效整合资源的模式。

这在中国的基建奇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基建领域，中国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如最长的高铁线路（京广高铁）、最高运营速度、世界最大港口群、最长的跨海大桥/斜拉桥/高悬索桥、最大单体航站楼、世界最大规模的地下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等等，它们是中国强大的工程技术实力、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和战略规划的体现。

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中国高铁每公里造价平均为0.9-1.3亿元人民币，远低于欧洲的2.5-3.9亿元和美国的约4.5亿元。这种成本效率和建设速度令人叹为观止。

例如，武汉市在短短四年内（2012-2016），建成了七条新的地铁线路，总里程超过200公里。对比之下，同期的伦敦地铁，耗时数年才建成一条总长118公里、造价180亿英镑的伊丽莎白线（Crossrail），且数次延期。

中国制造业的腾飞也同样印证了这种模式的成功。

在光伏产业，中国占据全球80% 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产能，拥有从硅料到组件的全产业链优势；在新能源汽车电池领域，宁德时代（CATL）和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份额超过 60%。

在改开初期，深圳从一个渔村崛起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中心，其“三天一层楼”的高效率，也从侧面体现着着中国充分的市场竞争和技术迭代，促使产品快速升级，成本持续下降，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更是一个典型案例，2019年从奠基到首批汽车交付仅用时10个月。

Elon Musk曾公开表示：

“中国的速度是惊人的，美国需要学习。”

有意思的是，Dan Wang并没有将“中国速度”仅仅归结为当下的治理模式，而是更深入地挖掘了其历史与文化根源：

从秦始皇修建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到新中国的三峡工程，中国历史上不乏举全国之力兴建宏大工程的传统。这种对工程的集体记忆和实践经验，为现代的大规模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

特别是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强烈的民族复兴愿望和集体主义精神，使得国家目标能够迅速转化为全民行动，激发了巨大的建设热情。

美国人的“焦虑”与“反思”

Dan Wang的观点之所以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正是因为他触及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痛点，引发了深刻的“焦虑”与“反思”。

面对中国高铁、地铁、桥梁等项目的神速推进，美国人深感自身基础设施建设的“龟速”和高昂成本——

纽约第二大道地铁延长一英里，造价高达25亿美元，而北京地铁每公里造价仅约2亿美元，巨大的成本差距令人咋舌。

波士顿著名的“大开挖”（Big Dig）项目，最初预算28亿美元，最终耗费了240亿美元，超支近9倍，并多次延期，成为美国基建史上的“反面教材”。

更深入地挖掘原因，是美国基建项目普遍面临“政治阻挠、环境诉讼、工会问题”构成的“死亡三角”。多达几十个联邦、州、地方机构的审批流程，漫长的环评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使得项目从立项到动工可能耗费数十年。

波士顿的big dig项目(我们之后会详细发文章说)

Dan Wang对中国制造业优势的分析，也让美国人意识到了在关键产业链上的脆弱性，加剧了对产业空心化的警钟。

曾是全球半导体巨头的美国，如今在先进芯片制造领域高度依赖海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即便美国通过《芯片法案》投入520亿美元试图重振本土芯片制造，但缺乏足够的技术工人、漫长的审批周期和高昂的运营成本，仍是巨大挑战。

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在研发上虽有优势，但在规模化生产和产业链建设上，远不及中国。

王丹将此归结为“结构性产能不足”的困境，也就是说，

即便有需求，也难以快速匹配足够的产能供给。

这种“律师国家”与“工程师国家”的对比，引发了美国学界对自身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

华盛顿政界充斥着大量律师背景的政治家，这种背景使得政治议程更容易陷入程序性的辩论、党派间的拉锯和利益集团的游说，而非专注于务实的解决方案。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往往因为政治僵局而停滞不前或大打折扣。

现在，美国学者们开始严肃探讨，是否需要更多具备工程和科学背景的人才进入决策层，以带来更务实、更具执行力的治理风格。

保持优势

警惕风险

Dan Wang的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明镜，

一方面它映照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

另外一方面，也提示了潜在的风险。

我们可以继续发扬战略规划与执行力的优势，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绿色转型、发展高科技产业等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国，2023年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这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强大推动力。

我们还要继续鼓励和培养工程师精神，将解决问题、务实高效的思维融入各行各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比如华为在面对外部打压后，通过“背水一战”的研发投入，在芯片、操作系统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突破，正是这种工程师精神的体现。

同时，探索更加市场化、开放包容的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发挥集中优势的同时，激发创新活力。

在全球舞台上，通过“一带一路”等平台，将“中国速度”和“中国方案”推向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项目就是成功的范例。

印尼雅万高铁

当然，Dan Wang在肯定“中国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负面影响——这恰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

盲目追求速度可能导致“速度病”的负面效应，例如不少三四线城市曾因过度房地产开发出现大量空置房，成为资源错配的警示；早期粗放式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代价；在一些项目推进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在法治框架下持续改进；更要警惕的是，“豆腐渣工程”的教训，警示我们效率绝不能以牺牲质量和滋生腐败为代价，一些地方曾曝光的公路、桥梁因质量问题提前报废的案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

因此，Dan Wang呼吁中国需要“多50%的律师式”元素，即更多的程序保障、法律约束和公众参与。

这并非是要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要探索在保持效率的同时，建立更完善的法治体系，确保所有建设和发展都纳入法治轨道，特别是加强行政审批的透明度、土地征用的公平性，以及合同执行的法律保障。项目决策前进行更充分的科学论证和长期的风险评估，避免盲目上马、仓促决策，这包括对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全面评估。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大型项目上引入第三方评估、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机制，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正是向这种平衡迈进。

学者Dan Wang的这本书，目前引发了美国精英界对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

对于中国而言，它肯定了我们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敲响了警钟：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不能仅仅追求速度，更要注重质量、可持续性、公平性与韧性。

正如Dan Wang所言，理想的状态是光谱的中间点：

美国需要更多的工程学精神，而中国则需要更多的问责制。

在全球面临气候危机、技术竞争和治理挑战的时代，谁能更好地驾驭这种平衡，谁就能更好地塑造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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